本书叙述至此，应该奏起花哨的传统华彩乐段，以标志威尔初见伦敦的情景。很好，那就奏起来吧。威尔来到的那座城市，与如今这座荒唐的通都大邑毫无共同之处。那是个发展得超出一般规模的村庄，一时还不急于向西扩展。因皮卡迪利府而得名的皮卡迪利街，只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乡间庄园，住着一户靠缝制皮卡迪领，也即皱领（皱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贵族男女穿戴的一种带皱褶的高领饰，在英国主要流行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发了财的人家。伦敦古城大体就如今日的伦敦商业区——拥挤，杂乱，空气中散发着泰晤士河的臭气。这河是伦敦的交通要道。乔叟时代的伦敦人没能在河上架设桥梁，伊丽莎白女王的臣民们也只是修起了那座伦敦桥。人们通常乘小船摆渡，听船老大吆喝：“东边去喽！”和“西边去喽！”河上有商贩的小船，也有豪华的游艇，王室成员间或也乘艇出游。岸边时而锁着一些囚犯，他们必须在这里经受三次潮水的冲刷。（当时英国海盗被判绞刑后在海边执行，其尸体须经海潮的三次冲刷方可收殓。）泰晤士河还须冷眼观看那个时代其他野蛮残暴的标志——古城门和伦敦桥头枭首示众的人头。

这座城市街道狭窄，鹅卵石的路面到处是垃圾，湿滑难行。拥挤的房屋之间夹着无数阴暗的小巷。人们向窗外倾倒便壶，或俗称夜壶。路旁没有排水沟，舰队河（原为潮水河，流入泰晤士河，后来成了臭水沟。现已填塞，改为暗沟。）的臭气令人作呕。然而伦敦也有自己的天然清道夫——雍容大度的鸢鹰拾起破布、垃圾，在树杈上筑窠。这些鸟儿津津有味地啄食地上的一切，清扫着街道。威尔初到伦敦看到的街头奇景之一，或许就是这些鸢鹰在法庭旁的尖桩上撕啄着刚割下的人头。但是，乡间的气息也飘入城内，清除着人为的污浊。面颊红润的挤奶女工清晨便在街头出现，还有那叫卖新鲜水芹的小贩。

这是一座喧闹的城市——鹅卵石的路上兽蹄嗒嗒，车轮辘辘，商贩们大声吆喝，徒工们争吵斗嘴，还有行人互相推搡怒骂倚墙而走，生怕被挤进泥泞的路沟。便是平时交谈，人们也必定粗声粗气，因为按如今的标准，他们都是有七分醉意的。那时谁都不喝白水，茶也尚未传入英国，麦酒是标准的饮料，并且酒味甚浓。早餐几盅有助于人们带着悠然自得或寻衅好斗的心绪开始一天的生活，午餐几盅可以恢复上午消耗的精力，晚餐几盅保证人们在粗重的鼾声中得到安息。上等人家喝葡萄酒，这酒可以增进友好的情谊，也可以导致利剑交锋。那不是一座我们能够称之为头脑清醒的城市。

伦敦人喜欢唱歌，这也许是因为几盅麦酒下肚，令他们心情愉快的缘故。在市民中有大量的歌曲流行，街上就可以买到民谣的乐谱。音乐作为消遣与音乐作为精神陶冶之间的鸿沟，那时根本不存在；到我们这个时代这才是恼人的问题。像伯德、威尔克斯、威尔比那样的音乐大师，还有那位郁郁寡欢的天才约翰·布尔，都乐于谱写《车夫的哨声》《约翰，快来吻我！》等题材的幻想曲。（伯德（William Byrd，1543～1623）、威尔克斯（Thomas Weelkes，约1562～1623）、威尔比（John Wilbye，1574～1638）和布尔（John Bull，约1562～1628）都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著名作曲家。伯德擅长宗教音乐，威尔克斯和威尔比善作民谣，威尔克斯和布尔还分别是风琴和键盘乐器的演奏家。）至于有教养的阶级，人们认为一位绅士或淑女能够参演几段小曲对唱，并不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拿起新歌谱就演唱（英国音乐家的读谱能力在欧洲大陆的乐队指挥中至今享有盛名），犹如拿起书来就朗读一般，都不是什么罕见的天赋，而他们的一些小曲，我们是难以不事先练习便演唱的。娴熟的鲁特琴（或吉他）和直笛演奏家不乏其人。盛行的键盘乐器是维金纳琴——这样叫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它适于少女弹奏，而当未婚的伊丽莎白一世据说也精于此道时，这名称就越发显得贴切了。（维金纳琴（virginal）是十六七世纪的一种小型键盘乐器。该词原意为“处女的”。）（伊丽莎白时期这个词是复数形式的——成双成对。）比较响亮的乐器有短号（象牙或木质的管乐器，孔如直笛，音似小号）和萨克巴特，即我们如今的长号。伊丽莎白朝的人对于悦耳、雄健的和声是颇为着迷的。

夏天，威尔可以从敞开的窗户，从理发铺（店堂中会有一名男童，和着鲁特琴边唱边为顾客剪发剃须），自然还可以从旅店里听到歌声传出。在这充满音乐的伦敦城，他必须学会如何谱写不仅可以作为剧本演出，而且演出后尚可供人们传吟的抒情诗。他必须既是威廉·莎士比亚，又是洛伦茨·哈特。从他日后的剧本涉及音乐的地方，人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音乐知识是相当丰富的。譬如，麦克白夫人激励丈夫的话——“把你的勇气拧到尽头吧！”——就是直接借用调准鲁特琴的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充满着音乐技巧的双关语。演员在歌舞方面必须具备十分丰富的知识和娴熟的技艺，因为较为典雅高贵的观众都是歌舞专家。音乐与歌词，音乐与舞蹈动作是密切配合的。女王自己就是一代舞蹈家。

我们是难以将这种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对于凶残行为的昭彰嗜好联系在一起的。在莎士比亚自己的剧本中，从早期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到后期的《李尔王》，倘若我们看到其中描写的残暴行为而咋舌退缩，我们就是误将威尔视为我们之中的一员，以为他只是偶然无辜地陷入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凶残。然而，威尔只是偶然才“属于所有的世纪”（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大戏剧家本·琼生语，见于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即“第一对开本”的献诗。）；他本质上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属于弗洛伊德诞生之前的时代，那时人们热衷于看到任何足以使血流加快、欲火中烧的事物。尽管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凶残与爱美的天性却可以协调一致。因此，在泰彭（泰晤士河一支流，流经海德公园东北角的绞架，是昔日伦敦刑场的代名词。）执掌绞索的绞刑吏，就必须不只是一名刽子手。要在被绞者最后合眼之前挖出他的心脏给他自己看，这是需要高超的手艺的；而肢解一具尚在冒热气的尸体，其动作也必须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一般敏捷、准确。

刽子手在尸体冒着热气时剖腹挖心，大卸八块。这两幅漫画式的木刻掩盖着中世纪绞刑和杀头的野蛮。

穿过伦敦街头，宛如穿过死亡与苦难之巷——鸢鹰啄着暴尸的眼珠，勃赖德韦尔（十六世纪设立的感化院。）的娼妓在皮鞭下凄厉地嚎叫。威尔后来在《李尔王》中写下了挖眼珠的情节，但是他对鞭笞娼妓的那个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是伪君子，急不可耐地贪欲着自己皮鞭下裸露的肉体。威尔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虐待狂背后的原因，但是他没有徒费笔墨去写改良派的小册子。他接受了现状。他接受了人们在他工作的剧场附近的河岸街纵犬追逐撒克逊与哈里亨斯这两头著名的大熊借以取乐，以及一头吓破胆的人猿被群狗撕碎的景象。他还接受了“绞刑吏的那双手”——当麦克白看到自己的手就是那双手时，他想的不是那个操绞索的刑吏，他想的是那双伸入受害者腹腔的手，捧着那团鲜血淋淋的脏腑。威尔接受了现状，改变现状不是他的使命，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一个生活的记录者。他接受了一位想必也和凡人一样残忍的上帝的赐予——乞丐们的染病之躯和不时光顾人间的瘟疫。

伦敦尽管有这一切可怖的景象，但是它的荣耀似乎依然使它堪称世间最令人向往的去处。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首都，不是欧洲大陆上某些死水一潭的穷乡僻壤。泰晤士流入欧洲的河川，欧洲的河川又流回泰晤士。伦敦是英国新教的首都，也是全世界新教的首都。当沃里克郡的威尔1587年来到伦敦，他正好遇上一个沸沸扬扬的议题，而远方的斯特拉福对此只能捕风捉影。这议题就是：日耳曼国家经过改革的教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宗教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因为新教一旦灭亡，通过新教获得发展的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些国家使用本国语言的《圣经》，又像英国那样以俗人作为全国教会的领袖。反改革派的势力主要是西班牙，它是强大的，并且尚未显示其全部威力。英国是个弱国，但它团结在一位才华横溢的领袖之下。1587年，伊丽莎白五十三岁，治理这个国家已有二十八年之久。按当时的标准，她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身体健康，清癯袅娜，头脑清醒，精力充沛。早年辅弼她执掌朝政的谋臣们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业已年高朽迈，莱斯特也开始恣意纵欲而变得过于肥胖。然而伊丽莎白一世依然是欧洲最聪明、最狡黠的君主，而欧洲也是深知其人的。

女王早已逾越生育年龄，再也不能利用她那一度撩人的处女身玩弄王朝联姻的伟大游戏了。（本·琼生曾对霍桑登的德拉蒙（霍桑登的德拉蒙（William Drummond of Hawthornden，1585～1649），苏格兰诗人、文学家，著有文学评论《与琼生对话》。）表示，他怀疑女王是否真能婚嫁，说她“有一道无法与男子交欢的处女膜”。）王位的继承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它既是英国新教的烦恼，也是整个欧洲新教的烦恼。但是，1587年比以往许多年都充满希望。威尔若是在那年2月到达伦敦，而不是我们主观假设的夏季，他就会遇到一片钟声叮当、篝火熊熊、礼炮齐鸣和醉汉欢闹的景象。2月8日，苏格兰女王玛丽至死笃信天主教，被处以极刑，清除了对新教王位的一大威胁。苏格兰曾一度跟着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约1505一1572），苏格兰宗教领袖、苏格兰长老会创始人。1558年发表《反抗残暴的妇人统治第一声号角》，抗议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女王统治。）斥责玛丽为“耶洗别女王”（耶洗别（Jezebel）是古以色列国王亚哈残忍放荡的王后，提尔国王谒巴力的女儿，在以色列鼓励异教崇拜，迫害先知。故事出自《旧约·列王记》。），此时却愤怒了；然而玛丽的儿子詹姆斯六世却瞩目于自己的前程。（詹姆斯六世后于1603年继承伊丽莎白一世的王位，成为英国国君，改称詹姆斯一世。）“我若宁要母亲而不要王位，那将是何等糊涂与反复无常呢？让世人裁断吧！尽管我的荣誉驱使我坚持主张保全她的性命，我的宗教信仰始终推动我憎恶她的行为准则。”——这是他仅在一年之前发表的忤逆言论。那些曾担心会有一个天主教徒从苏格兰登上英国王位的人们再也无需担心了。英国的天主教徒失去了希望的中心。他们当中有些人指望西班牙国王腓力的女儿继而要求继承王位，却发现在自己的同宗教友中，有太多人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英国人，然后才是天主教徒。即便西班牙真是罗马教皇的持剑之臂，它毕竟是一个异邦，时刻威胁着英国的国土。

当威尔在伦敦第一个寓所安顿下来的时候，这种威胁日见迫近了。人们倒并没有惊慌，但也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譬如将信奉天主教的普通教徒投入监狱，拷打惯会含糊其辞的耶稣会教士，甚而施之以绞刑和剖腹挖心、凌迟等酷刑。流亡罗马和杜艾（法国北部城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此为英国教士设有罗马天主教神学院。）的英国天主教徒辱骂伊丽莎白不仅是异教头目，而且还是乱伦野种和淫妇，癖好“某种难以出口的、不可思议的肉欲”。他们这样做于国内的教友毫无益处。伊丽莎白本人可能是个“异端”，但她并不褊狭盲信、中伤诽谤。她更乐于按照胡克（Richard Hooker）《教会组织法》的原则来组织英国教会，给大多数教派的基督徒以共存的空间。不容异端的做法将给天主教徒、自由思想者和演员的生活同样带来麻烦，那不是女王的意思。一种新的宗教狂热正在崛起，它在市政要员和枢密院中不乏代表人物。沉默寡言的爱国天主教徒较之大吵大闹的好斗新教徒更能为伊丽莎白的基督教所容纳，但是就头脑不如女王精明的人而言，问题十分简单：天主教就是西班牙，而西班牙是敌人。

西班牙入侵的威胁直至1588年才见诸行动。这是威尔认识到何谓英国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在大众戏剧中又如何有用的一年。1587年，人人都认为战争将起。然而，即便伊丽莎白的臣民们还蒙在鼓里，女王与她的谋臣们明白，英国是难以负担战争的重荷的。财政拮据，而且再也不能采取强取豪夺寺院财产或残酷没收私人产业的办法筹措资金。英国不像欧陆各国那样由王室出面向富有的臣民借债，而多是以高息告贷于安特卫普（比利时重要的商业中心，以银行业著称。），并以伦敦金融城作保（即由商家以货物抵押）。除了准备战争以外，英国尚有其他需要用钱的地方。譬如，宫廷是展示英国的文化、智慧、美丽和骑士精神的大橱窗，是外国人眼中的一大奇观，也是本国繁华的幻象。因此，它必须保持光彩夺目的外表，那些已经把祖上遗产挥霍殆尽的贵族们不能衣着褴褛，他们必须从王室的腰包中谋求帮助。但是真正耗费国家有限资财的是维持欧陆各国的新教势力并使之有希望发展下去。英国必须打破腓力二世对尼德兰（十五世纪中叶建立国家，十六世纪初为西班牙统治，十九世纪初成立荷兰王国。）的控制，帮助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镇压爱尔兰的反叛和英格兰北部天主教徒的暴动。然而使伊丽莎白感到羞怒的，是很大一部分军费落入了军官们的私囊。这些军官像福斯塔夫一样，听任自己的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在《亨利四世》中靠征兵发财，他的姓名与英国历史上靠战争发财的职业军人John Falstoff相似。）在这种情形下，女王居然仍能保持一支海军可用，用今天仍未过时的一句话说就是：她要感谢上帝。

英国在海上的成就，并不是那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海军将领们在白厅内外团团转、进行大量谋划的结果。伊丽莎白朝的英国名义上实行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治，实际上喜欢个人的进取精神。于是，与西班牙交战虽说主要是集体的行动，但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其实就在个别袭扰的基础上展开了。德雷克与霍金斯旁若无人地将舰队驶入西班牙的海军基地，骚扰正在组建的无敌舰队，并且同样旁若无人地掠夺西班牙的财物。对于这样的海盗行径，女王陛下公开是不表赞成的，但是她在私下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了。（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1540～1596）和霍金斯（John Hawkins，1532～1595）都是英国冒险家，常在海上拦劫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并远航至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走私和贩卖奴隶。他们把劫得的财物与女王分赃，女王封他们为海军大将。）德雷克这条海龙是个奇才。他和他的海盗弟兄们毫不怀疑英国能够在海上战胜西班牙，因为那是轻便灵活的新战术与笨重迟缓的老战术之间的较量。西班牙人建造的舰队在地中海平静的水域可能适用，但是在他们希望称雄的更为浩瀚的海域，则完全丧失战斗力。他们进行海战的方式也是中世纪的：由一座浮动堡垒带着抓钩逼近敌舰，钩住不放，然后放出步兵与敌人在甲板上进行肉搏，而水兵则在一旁观战。英国的战舰则轻便、敏捷。早在英国海军的真正缔造者亨利八世的时代，这些战舰已经装备了舷炮。战斗是水兵们的战斗。

当威尔在这奇妙的一年来到伦敦的时候，他不仅可以了解到他日后的观众的脾性和卖座的题材，若是在蒂尔伯里，他还会学到一点君王气慨的辞令。下面便是伊丽莎白一世在检阅她的军队时说的一番话：（1588年伊丽莎白一世曾就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问题，在位于英格兰埃塞克斯郡境内的蒂尔伯里（Tilbury）向英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日后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也不会比女王说得更好。女王虽然可能是个极出色的演员，但是她的这番豪言并不是空洞的表演。有消息说，庞大的无敌舰队已被击溃，只有不足半数的舰只得以幸存，歪歪斜斜地逃回了西班牙；英国的战舰无一损伤。倘若帕尔玛公爵真如传闻那样入侵英国，他遇到的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史册上从未记载过的那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气氛，那种任何一位欧洲国家的领袖都未曾如此完美地体现，而且——即便是日后那位继承了滥用辞藻的才能的温斯顿·丘吉尔——也永远不会如此完美体现的爱国精神。帕尔玛没有入侵。西班牙国王终日躲在埃斯科里亚尔（十六世纪建于马德里西北的建筑群，其中有宫殿、修道院、教堂、学校和西班牙历代君王的陵墓。）祈祷。钟声响彻了英国，响彻了英国的首都。

威尔适逢其时来到了英国的首都。与西班牙的纷争尚未结束，但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已向世人证明：决心、爱国主义和个人进取的激情可以制服一个强大帝国的威力。首都的信心，即整个英国的信心，需要一种大众的艺术形式加以体现，而威尔，人民的一分子，一旦学得其中精要，是最有资格担负这一使命的。戏剧已不再是一宗专供百无聊赖的乡村小镇消磨时光的商品，不再是斯特拉福市政大厅偶尔给予人们的那种小小的款待。戏剧是那个大千世界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