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帝让菲利普·亨斯洛来到人间。这倒不是许多认识他的人的看法，因为认识他主要意味着欠他钱。此人是伊丽莎白朝典型的企业家，经营一家淀粉厂、几间妓院、一爿当铺和一座剧场，买卖不算太大。关于他的生辰与家世，我们除了估计他祖上原是杭斯洛人外，别无所知。关于他的忌日，我们知道是在1616年，与莎士比亚同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赚钱和依从俗例保持虔诚，或按有些人的说法——保持伪善。开设妓院而又在账簿上冠以“耶稣基督！”之类的感叹词，这在许多不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臣民或不了解英国人的人看来，至少是言行不一的。然而，无论他如何以虚伪的虔诚加以矫饰，他毕竟是记下了账目，而这也就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使他来到人世间的原因。关于莎士比亚的早年生活，人们经过各种猜测，听信他身后的一些流言，又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加以归纳总结之后，终于欣慰地接触到剧院的统计数字这个领域。我们了解到：1592年，亨斯洛为翻修玫瑰剧场买了四十八根车削栏杆柱，以每根二又四分之一便士的价格购得半数，每根优惠四分之一便士购得另一半，那新旗杆和印有玫瑰花的随风飘扬的旌旗是十二先令。

1592年新年，当威尔·莎士比亚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十八个生日的时候，伦敦一共有三家戏院。我曾说那趾高气扬的新伦敦可能是莎士比亚赢得观众的地方，这句话或许已经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座城市的统治者与市民同样热切希望发展戏院。事实并非如此。伦敦的议员们并不信任戏院，把戏院视为传播瘟疫、麇集不轨之徒、嘲弄宗教（演戏就是说谎，这本身仿佛已经构成犯罪），以及伤风败俗的地方。再者，戏院也像巴黎（或天堂）花园（巴黎花园，伦敦一斗熊场，位于河岸沟，莎士比亚在《亨利八世》第五幕第四场中曾提及。）一样，还提供其他各种娱乐活动，比如纵狗追咬牛、熊、猿等，这些游戏带来刺激和喧闹，往往也会损及一块商业宝地的体面形象。因此，伦敦的三家戏院就应该坐落在城郊那块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特许区”的地方——“剧场”和“帷幕”这两家在城北的河岸沟，“玫瑰”在泰晤士以南、伦敦桥附近的萨瑟克区。

玫瑰剧场总共用了一百镑钱换屋顶，粉刷修葺一新，于1592年2月一切准备就绪，可以为斯特兰奇勋爵剧团提供演出场地了。这是一个有名的剧团，常常奉召进宫演出（1591年圣诞节四次，1592年忏悔节两次），并且由一代名优爱德华·阿莱恩领衔。2月19日，演出旺季开始，剧团上演了罗伯特·格林的喜剧《培根修士与本吉修士》。剧场空着一半的座位。接着上演的是一些匿名作家的戏，有《穆利·穆洛科》《唐·霍拉旭的西班牙喜剧》《约翰·曼德维尔爵士》以及《康沃尔的哈里》。此外，还有格林的悲剧《奥兰多·富里奥索》。就卖座而言，这些戏没有一出是很成功的，亨斯洛无疑会为此感到沮丧。但是，2月26日星期六，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一出戏《马耳他的犹太人》却使整个剧场座无虚席。随后在第二周的星期五，3月3日，上演了一出历史剧，其票房收入达到整个演出季节的最高峰。这出戏叫《哈里六世》（即《亨利六世》。哈里是亨利的爱称。），观众并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就是威廉·莎士比亚。

从这些简单的事实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莎士比亚于1587年至1592年之间的某个日子，加入了当时最出色的剧团。假如他曾经属于女王剧团，那么这时他已经与威尔·肯普一齐离开了那个剧团；肯普如今已是斯特兰奇剧团的主要丑角。塔尔顿已经去世，女王剧团在走下坡路，戏剧的未来在于发展高水平的语言艺术，不是即兴发挥、插科打诨和挤眉弄眼。假如莎士比亚是在为斯特兰奇剧团编剧，那么他八成也参加演出，尽管可能只是扮演使者、绅士丁或凶手戊之类的角色。《哈里六世》于1592年3月首演，在此之前莎士比亚必定做过各种代笔捉刀之事，如续写别人未完成的作品，用生动的新内容充实旧剧本，为哪位主角增加大段慷慨激昂的独白等。但是《哈里六世》使玫瑰剧场的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亚于马洛、超过格林的后起之秀，使阿莱恩看到剧团有一个能够在整个戏剧音域中发出任何音符的剧作家，使亨斯洛看到自己可以从这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斯特拉福人身上赚钱。

我们要是稍为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莎士比亚所看到的戏剧现状，便更能欣赏他那使《哈里六世》栩栩如生的艺术手法，或者说是技巧（craft）加计巧（craftiness）。《哈里六世》是历史剧，但是作者把它写得似乎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现实有关。这出戏说的是亨利五世晏驾、少年英王即位时两大敌对集团如何分裂英国，触发玫瑰战争（玫瑰战争（1455-1485），金雀花王朝亨利五世晏驾后，王室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和约克家族为争夺英格兰王位而断续发生的血腥内战。“玫瑰战争”之名源于两大家族的族徽，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1486年兰开斯特的亨利七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联姻，结束了玫瑰战争并开启都铎王朝的统治。）这段历史。它也描写了法国人对英国统治者的反抗、法国皇太子在兰斯大教堂的加冕和圣女贞德的赫赫战绩。这部历史剧的英雄人物是约翰·塔尔博爵士，他击溃了贞德指挥的法军，却由于相互猜忌的萨默塞特公爵和约克公爵未能合力支援而阵亡。塔尔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超然于谋取私利的红白玫瑰两大集团之外。他的话虽然未能摆脱威尔时刻都忍不住要玩弄的双关妙语，却也预先为具有炽烈辩才的亨利五世做了准备；这位国王虽说在戏一开场就驾崩，但作者后来在一部专为他写的剧本中使他又死而复生。博尔塔说：

我们已经陷入重重包围，好像一小群英国的驯鹿，被一窠狂吠的法国恶犬吓得胆战心惊。……我的朋友们，只要你们能像我一样肯硬拼，敌人即便拿下我们这群鹿，也得付出重大代价。上帝跟圣乔治、塔尔博跟英格兰的权利啊，在这场恶斗中，把我们的旗帜举得更高吧！（见《亨利六世上篇》，第四幕第二场。）

这番话里的反法情绪是审时度势的，并且还带着1588年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1589年，无敌舰队虽然被击溃，但是西班牙人只要能够在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一半岛，与英国一海相隔。）沿海集结一支舰队，就会跃跃欲试再发动一次入侵。因此，当时宗教战争的伟大舞台已经移至法国，那瓦王亨利（那瓦王亨利（Henry of Navarre，1553～1610），即法王亨利四世，波旁王朝的创建者，结束了法国宗教战争，实施宽松的政治和宗教政策。那瓦原为一王国，位于今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正在与天主教同盟较量以赢得皇位。英国在金钱与武器装备方面接济他，并且派去了一支支远征军，其中包括由年轻的埃塞克斯伯爵指挥的远征军，只是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论结果如何，在一个戏剧家看来，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总是现成的舞台道具，尤其是还有贞德那样一个要烧死的女巫。威尔在学习女色和性虐待狂的票房价值。

他也在学习写精彩的演说。在托马斯·基德（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1558～1594），伊丽莎白时代重要的剧作家，复兴了复仇悲剧这一戏剧形式。传说基德先于莎士比亚写了一部关于哈姆雷特的剧本（称为《乌哈姆雷特》），后被莎士比亚借鉴。）的《西班牙悲剧》中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塞内加艺术手法，包括比生活原型高大的悲剧主人公希埃洛尼莫——这是阿莱恩所扮演的最为成功的角色之一——以及非常值得记住的诗句。多数有教养的人都能背诵下面的名句：

“谁在呼号，把我从光秃的床上惊起，”

“惶恐的声音，使我心房战栗不已，”

“而我这颗搏动的心呵，何曾惧怕凶险？”

“谁在呼喊希埃洛尼莫？说吧，我在此地！”

“还有希埃洛尼莫在儿子被人杀害后的哀号：”

“眼睛呵，眼睛！不，这是泪水汹涌的泉头！”

“生命呵，生命！不，这是形态活跃的死亡！”

“世界呵，世界！不，这是人间冤屈一大片！”

“是混乱，是凶杀，是恶行无处不在！”

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诗句，但是威尔需要更深邃复杂、更优美豪放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只要受到激励，是能够写得更优美豪放的。他可以学习的最优秀的戏剧家，就是克里斯托弗·马洛。

马洛虽与莎士比亚同龄，但是开始诗歌和戏剧创作活动较早，而且名声并不限于文坛。他生于坎特伯雷的一个鞋匠家庭，出身与威尔颇为相似，只是血液中没有掺入像亚登家族那种温和的乡绅气质。然而他也非常幸运，居然跨入了剑桥大学的大门，并且在那里与其他前途无量的学生一起卷入了谍报活动——或者说，尽管没有充分证据，我们仍认为他卷入了这种活动。首先，马洛既然出生于坎特伯雷，我们可以假定他有在教会中发迹的抱负。于是，像生活中时常会发生的那样，他可能在大学二年级时让罗马天主教的间谍找上门，要求他侍奉唯一真正的教会，去杜艾或罗马为英国人办的学院攻读神学。随后，由沃尔辛厄姆领导的女王陛下的特务机关可能插上一手，建议他顺水推舟，去罗马或杜艾刺探天主教会派什么人到英国从事颠覆活动。这是爱国又虔诚的行动，可惜女王陛下对于这种颇有价值的间谍工作拨款不多，因而不可能得到丰厚的酬劳。

马洛没有去当牧师，但我们推断他始终在做某种谍报工作。在伦敦，他酗酒、吸烟，并耽溺于物色男童㚻奸（他曾说，不喜欢男童和烟草的人都是傻瓜）；更为严重的是他甚至亵渎神明，说摩西无非是个耍把戏的人，基督的神迹一文不值，而且基督本人还是一个性欲反常的人，专找他宠爱的门徒约翰㚻奸。然而，奇怪的是——或许也不奇怪——马洛并未因为自己的叛神言论和酗酒滋事的行为（更夫和巡丁都说怕他）而锒铛入狱。此人如此大声唾骂神人圣物，可能是为了掩护自己其他的活动，枢密院了解这些活动也就由他去了。但是，写诗编剧的那个马洛显然不只是个一身酒气、等待法律制裁或放荡生活夺去他性命的浪荡公子。

马洛与其说是个天才的戏剧家，莫如说是个天才的抒情诗人。他的《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等剧作之所以光彩夺目，是因为这些作品的语言具有管弦乐一般的音域，而且他还把古典文学素材巧妙地化为风、火和水晶，而这些素材在只有学问没有诗才的韵文作者手中，无非是一堆尘土而已。马洛的诗句使剧中人充满活力，只是似乎缺乏人性。帖木儿原是塞西亚的牧羊人，后来却成了亚洲的征服者。（帖木儿是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生于1336年。他自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先后征服欧亚许多地方，一路烧杀掳掠；1405年东征中国途中病死。帖木儿帝国于十五世纪后期四分五裂，十六世纪初为乌兹别克人所灭。）他是个暴君，其残暴手段之别出心裁，足以使萨德侯爵（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以描写虐待狂著称。虐待狂尤其是性虐待狂sadism一词源于他的名字。）的创作显得平淡无奇。帖木儿屠杀了大马士革全城少女，把土耳其苏丹当脚凳踩在脚下，然后又把他关入铁笼到处展览，使他头撞铁栅、脑浆迸裂而死；他烧毁了情妇齐诺克拉蒂丧生的城市；以怯懦的罪名处决亲生儿子；还把两位国君套在自己的战车上，高喊：

“喂，你们这些亚细亚的玉叶金枝！”

“有这样气派的战车紧追不弃，”

“还有这样伟大的帖木儿掌鞭驾驭，”

“怎么，你们一天只拉二十里？”

帖木儿攻下巴比伦，乱箭射死巴比伦总督，又把全城百姓赶入湖中淹死。有一场戏使观众也参加了义务演出，因为台下一个孩子不幸中箭身亡。把这一场面说成是马洛有意编入剧中的不乏其人。但是，帖木儿尽管残暴，却依然不失为一位抒情诗人：

“如今天使在上界的城头上巡行，”

“像哨兵一样提醒不朽的精灵：”

“要把圣洁的齐诺克拉蒂宴请。”

当时，敬神的人立即把帖木儿这种叛神的强权政治归之于剧作者本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问世时，人们又认为马洛是在异想天开地为自己立传：他无疑像剧中那个胆敢追求终极真理、追求享乐的人物一样，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了。这又是一出咄咄逼人的戏。好几次演出时，台上出现了形象逼真的魔鬼来帮助扮演魔鬼靡非斯特的演员。在达利奇镇，有个幽灵甚至把演员们吓得通宵祈祷、斋戒；第二天早上，扮演浮士德的演员发誓要在达利奇建立一所学院，把它命名为神赐学院。那位演员就是爱德华·阿莱恩，而那所学院至今依然存在。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诗句是十分出色的，它弥补了结构松散、丑角表演乏味的弱点。剧中有许多地方显然是出自与马洛合作的打杂文人之手，但是下面一节却是马洛自己写的：

“难道这就是驱使千艘战舰出征、”

“烧毁伊利昂（即特洛伊。）万丈塔楼的面孔？”

“可爱的海伦啊，赐我一吻，使我永生！”

“她的唇吮出了我的灵魂——看，它飞向何方！”

“来吧，海伦，来，快还我的灵魂！”

“浮士德临终时的哽声呼号也是出自马洛的手笔：”

“我的天帝，我的神！不要这样瞪着我！”

“大小毒蛇啊，容我喘息一阵！”

“可怕的地狱，莫张大嘴！魔王，勿走近！”

“我要烧毁我的法书……啊，靡非斯特！”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除在诗歌与戏剧方面有其重要意义之外，作为反映自相矛盾的马洛的一部剧作也是值得研究的。倘若马洛果真是个无神论者，认为“地狱是无稽之谈”，那么他为何如此鼓动他那如簧之舌，刻意证明地狱确实是存在的呢？有人说，他是个真正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人类自由灵魂的楷模；果真如此，他为何又如此不厌其烦地证明神对人之公正，并且像传道士一样大声疾呼：在神的律法统辖下，人实现其抱负的能力是有限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也许是出自一个虔诚天主教徒之手，或者马洛就是个天主教徒？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的全部底细。

与《哈里六世》同时在1592年的演出季节搬上舞台的是《马耳他的犹太人》，它反映了马洛其人的其他侧面。这出戏描写一个名叫巴拉巴斯的犹太富商。犹如浮士德代表探索真理的精神，帖木儿代表对于世俗权柄的崇尚一般，巴拉巴斯代表了文艺复兴的资本主义侧面。在故事展开之前，有一篇“马基雅维利”的演说作引子。此马基雅维利并非《君主论》的真正作者，而是他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民间翻版。尼科罗·马基雅维利在剧中是“老尼克”，即魔鬼撒旦，是绝对邪恶的精灵。他的化身就是马洛在《巴黎大屠杀》中描写的吉兹公爵之类的人物，藐视宗教，为攫取权柄而无所不为：

“让我登上高高的金字塔尖，”

“把法兰西的王冠放在上面。”

“我要用指甲将它撕成碎片，”

“或用希望的翅膀飞向顶端，”

“哪怕跌入地狱也心甘情愿。”

又是地狱。犹太人巴拉巴斯在舞台上千真万确地入了地狱。马耳他的武士们为了向土耳其人缴纳拖欠已久的赎金，夺走了他的全部财产。于是，巴拉巴斯便开始了他那漫长的复仇生涯。他与帖木儿相较，其残暴虽属小巫见大巫，但这是因为马耳他比起整个亚细亚是弹丸之地。尽管如此，他还是毒死了修道院的全部修女，唆使自己女儿的两个恋人互相残杀，还打算在一所修道院屠杀入侵的土耳其官兵。他想设计诱使一些仇敌落入一口油锅，结果反中了马耳他总督的圈套，自己落入其中：

“……要是我没有落入这个陷阱，”

“管叫你们统统完蛋，”

“该死的基督教猪狗和土耳其异教徒！”

“可是眼下油镬已经沸腾，”

“煎得我全身灼痛难忍：”

“死吧，生命！飞吧，灵魂！舌头啊，”

“诅咒够了再去见死神！”

这完全不像是一篇临终的道白，然而从戏剧自然主义的角度观察，马洛身上的许多事情都不像会发生。T.S.艾略特曾经认为：马洛笔下的恐怖情节是喜剧性的，他故意用夸张的手法达到一个目的：表面上似乎把人提升到文学中前所未见的英雄的高度，实际上却把他贬为老谋深算、没有灵魂的怪物。即使是理应不加渲染地叙述事实的段落，他也施展起夸张的才能（或许这也是他的抒情辩才的一个方面）：

“我站起身，”

“从塔楼上眺望，可以看到：”

“婴儿在父母的血泊中游泳；”

“无头的尸体堆成座座山丘；”

“垂死的闺女们被人揪住金发，”

“拖向一圈尖桩，朝上猛抛；”

“一些老人，肋间被利剑穿透，”

“跪在一个希腊少年的脚下央求，”

“却被他几把钢斧劈得脑浆迸流。”

这是《迦太基女王狄多（狄多是希腊神话中迦太基的建国者，与埃涅阿斯相爱，当众神命埃涅阿斯返回时，失望自杀。）》中，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向女王叙述特洛伊陷落时的情景。我们不能像狄多一样相信这些可怖的事情，因为它们过于离奇，过于冷酷地编织成了一幅狂暴的景象——那些游泳的婴儿（我看到他们的手臂在有力地划动）；那全都是金发的闺女们；还有一个希腊少年挥舞几把钢斧，劈出一些老人的脑浆。这完全是恐怖喜剧。

莎士比亚的艺术并非渊源于马洛的艺术，他们二人在气质上相去甚远。我们以后会看到，源于马洛的是本·琼生，是莎士比亚从未想到要写的一种讽刺喜剧。然而在初学写作的威尔的心目中，马洛是他学习如何把片言只语编织成长篇大论的典范，是可以把语调随意由抒情变为慷慨激昂的演说的大师，是遣词的大家。莎士比亚在一部早期作品中曾经故意将恐怖内容发展到顶点，并且塑造了一个比马洛笔下任何人物更为口若悬河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这部作品就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它或许写于三篇《亨利六世》之前，但是直至1592年底才在玫瑰剧场的剧目单中有所记载。

最近，伦敦剧坛重新上演了这出戏，它使一些观众为之作呕而中途退场，一位女士甚至晕倒在地。莎士比亚吸取了《西班牙悲剧》中那些令人厌恶的地方，包括希埃洛尼莫在舞台上咬下自己的舌头；他还可能在泰彭见过如何处决犯人。喜欢看恐怖剧的人若是自以为什么都能忍受，那么就让他看看这样的场面：兄弟二人杀了一个女子的丈夫，然后把她拖到她丈夫的尸体上进行奸污；为了使这女子无法说出他们的姓名，他们又割下她的舌头，砍去她的双手。但是这女子用断臂夹住一根棍，把暴徒的名字写在地上；于是她父亲就开始复仇。他杀死了暴徒，用他们的肉做成馅饼（把骨头磨碎当面粉，这办法虽然费力，却也别致），款待他们的母亲，因为这杀人、强奸的双料暴行都是她出的主意。还有那个叫艾伦的摩尔人，他使那女子生下了一个黑皮肤的杂种，并且自有一套作恶的方法。艾伦的结局与巴拉巴斯一样，至死不懊悔，甚至破口大骂：

啊！为什么把怒气藏在胸头，隐忍不发呢？我不是小孩子，你们以为我会用卑怯的祷告，忏悔我所作的恶事吗？要是我能够随心所欲，我要做一万件比我曾经做过的更恶的恶事；要是我一生之中，我曾经作过一件善事，我要从心底里深深懊悔。（见《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第五幕第三场。）

如此说来，他也不真是毫不懊悔的。

我以为，这部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只能是莎士比亚在编写恐怖复仇剧时一种半开玩笑地嚼舌的（或把舌头嚼断的）试笔；当时他初出茅庐，除了着眼于票房价值之外，自己无法认真对待这类剧本。它属于《错误的喜剧》这类作品的反面：残酷得出奇，错综复杂得不可思议，任意发挥夸张的才能而又无法显出马洛那样的奇峻。

从2月初到6月戏院关门，三个半月中斯特兰奇剧团演出了一百零五天。《哈里六世》的收入最为可观，估计吸引了一万名观众。格林的戏很不卖座，这使他愤愤不平。其实他没有理由如此不平，因为他曾公开表示自己鄙视舞台，说他不想看到自己的诗句“穿上悲剧角色的厚底靴踊上舞台，字字像博教堂的单调钟声（圣玛丽-勒-博教堂位于原伦敦市中心，相传其钟声所及的范围之内出生的人才是真正的伦敦人。）那样塞满了嘴，用那个不敬神的帖木儿将上帝激出天国”。他总是希望为少数读者创作文学巨著，但无论是编剧还是写小册子，他都必须挣钱糊口。然而他又误以为平民观众都是傻瓜，可以用虚情假意、粗制滥造和杜撰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应付他们，而他们有他这样一位文学硕士施舍一点学识上的残茶剩饭，则理应感激涕零：

“高贵的先生，您征服的爱情，”

“就像凯撒的战绩一样伟大。”

“玛格丽特的心中谦恭温顺，‍”

“好比阿斯佩莎对待居鲁士那般；”

“她感激不尽。”

说这番话的是《培根修士与本吉修士》中英国王储爱上的那个天真无邪的弗雷辛菲尔德村姑。这部喜剧是不错的，有动人的抒情风格，在那两位会法术的修士出场时，还有闭路电视机那样的科学幻想把戏；不过它还是不够好。

罗伯特·格林的遭遇是凄惨的。他比莎士比亚大约年长六岁，端正、英俊，蓄着没有修剪过的红胡须。他获得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硕士学位，但是始终不得志。到他生命最后一年的1592年，他已沦为格拉布街（原为伦敦穷文人聚居地，亦称“新寒士街”，现为弥尔顿街。）有史以来最潦倒的打杂文人，不时炮制一些关于伦敦泼皮、赌棍、鸨儿的小册子；他对于这部分伦敦甚为了解，太了解了。他有一个仆人，是个扒手，人称“割兜儿鲍尔”；主人遇到债主逼债，他也动刀子。一次，有人送来一份索债的文书，格林当时在酒馆里，硬逼着来人当场凑着漂亮的盘子把文书连封蜡一齐吃掉。他有妻室，但与鲍尔的姐姐，一个朽败的妓女姘居。这女人替他生下一个小崽子，取名“幸儿”（Fortunatus）。格林纵饮无度，像《诈骗术之重要发现》和《骗局》上下篇等小册子，就是他为换取一夸脱麦酒或一瓶莱茵白葡萄酒的应急之作。酗酒使他的肝脏、肾脏每况愈下，酒后他也不时为自己生活放荡、岁月虚度而嗟悔不已。格林后期所写的小册子都是关于伦敦的犯罪活动，我们不得不认为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而是真心实意地想披露内情，提醒容易受骗的入。他变得虔敬上帝，但是人们从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所写的作品中，丝毫找不到因虔诚而显得干巴巴的痕迹。他是个风格刚健的作家，作品至今读着仍然有味。

6月11日，萨瑟克发生了一场骚乱。那天早上，王室司法官手下那些多少有点野蛮的治安差役，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一个制毡商的仆人，把他投入那座被称为马歇尔希的监狱。下午，玫瑰剧场上演一出新戏，叫《识别无赖的诀窍》，随后是威尔·肯普设计的一段快舞，或者说是一幕淫秽下流的小闹剧。剧场里坐满了那些对马歇尔希跋扈的差役义愤填膺的徒工，他们在散场之后立即举行示威，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仆人。王室司法官的差役们使用棍棒甚至刀剑进行镇压，但是寡不敌众。最后市长亲自带领一班人马赶到现场，平息了骚乱。枢密院十分重视这次事件，认为戏院是自由集会、尤其是那些不守本分的徒工们自由集会的危险场所，遂下令9月29日米迦勒节之前禁止一切演出活动。演员们只好离开伦敦去各地巡回演出，玫瑰剧场被迫关闭。结果这倒成了好事，因为那年夏季天气炎热、干燥，伦敦城内到处是垃圾，空气污浊，终于爆发了一场瘟疫。

格林被孤零零地留在污秽的住所中，陪伴着一个骂不绝口的情妇和一个嚎哭不已的崽子，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远非安然无恙。他与另一个或许是更有才气的小册子作者纳什对酌，二人喝得酩酊大醉，还吃了许多腌鲱鱼。格林已开始全身浮肿，但是为了糊口，仍然需要握笔写作。演员们全都走了，他尽管毫无道理，还是满腔怨愤，想着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他们找上门来要他提供剧本，他为他们写了剧本，他们靠他的剧本赚了钱，如今又骑马到外地去用他的剧本赚更多的钱，把他单独一人撇下，使他孤苦伶仃，终日与虱蚤为伍，忍受城市的污浊气味。人们腋下的淋巴结在肿大，运尸车日夜忙个不停。这是一首预示着死亡的诗：

“美貌只是一朵花，”

“额上皱纹吞噬它；”

“人间光明从天落；”

“王后红颜也命薄；”

“海伦眸子被土阖；”

“我病了，无法再活。”

“主啊，请怜悯我们！”

这是纳什的诗句，但是纳什本人已不在那散着臭气的伦敦。格林看看自己，眼见全身水肿日益严重，便把怨恨集中在一个来自野蛮的乡下、没有学问、不声不响而又总是笑容可掬的人身上。他在一封致他的才子同行们的公开信中，发泄了这种怨恨；这些同行像他一样，自己财运不通，却慷慨地喂肥了‍那帮贪得无厌地索取剧本的演员。他告诫他们提防那些演员，并且满腔愤懑地集中攻击其中一个演员：

是的，切莫相信那班戏子，因为他们中间有一只暴发户似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演员的皮，包藏起虎狼的心”。他以为装腔作势地写几句无韵诗，就可以与你们之中的佼佼者媲美，他十足是个“打杂的”，却自命为是举国唯一“震撼的舞台”（原文Shake-scene是格林生造的词，前半部与莎士比亚的名字Shakespeare前半部相同。）。啊！我恳求你们将自己的非凡才智用在更为有益的地方：随那些猿猴去模仿你们以往的妙笔，但是再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令人羡慕的创造！

这番话和以前提到的那张剧目单一样，是需要人们慢慢咀嚼的。剧目单未披露的一个事实是，《亨利六世》的下篇是在6月11日之前上演的，因为格林在信中借用了剧中的一句话。被俘的约克公爵称那位睚眦必报的王后玛格莱特为“法国的母狼，比法国狼更坏”。接着，他又提到了“用女人的皮，包藏起虎狼的心”。所谓“打杂的”是指那个替人补缀旧剧本，拼凑独白，以致上台扫边的威尔，但如今他扶摇直上，成了一位诗剧作家，他的诗是值得人们记住的，便是对此怀恨在心的对手也记住了。至于Shake-scene，那是出于嫉妒而对这个伟大名字的丑化，而这伟大的名字也确实容易丑化——Shakebag（摇晃钱包），Shagbeard（蓬胡乱须），甚至还有Shagnasty（缺德乱搞），如今这个词被用来骂那些招人讨厌的人，尽管他们并不姓莎士比亚。整封公开信是一篇臭骂，但是骂得毫无道理。它暗示那只乡下乌鸦自己从未穿过大学生的毕业礼服，却在前辈礼服的硕士垂布上挑挑拣拣，啄取上面的绒毛装点自己；其实威尔所做的无非是利用那些无需阅览许可或毕业文凭、人人皆可利用的诗剧材料。然而，公开信作者的真正怨恨在于他认识到：文人学士未能占领大众戏剧的市场，而未来似乎属于那个文法学校出身的暴发户。

说句公道话，格林自己并没有把那封进行人身攻击的信拿去发表。他在9月2日晚上与世长辞，留下的许多书信手稿立即被印刷所那些贪得无厌之徒攫去。他的结局是凄惨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描写福斯塔夫之死时，很可能是想到了格林。格林的房东伊森太太曾经说到他如何为一便士一壶的甜葡萄酒苦苦哀求，如何全身爬满虱子，留下的紧身衣裤和佩剑又如何只卖得三先令，而他的裹尸布和安葬费却要十先令四便士。格林给被他遗弃的妻子留下了一封信，恳求她但念昔日的夫妻情分，捐弃前嫌，替他偿还欠房东夫妇的债务，因为“倘无他们接济，余早已殁于街头矣”。伊森太太依稀记起一个诗人应得的礼遇，在这个可怜人的头上放上了一顶桂冠。

赖特、伯比和契特尔从格林的寓所把一切可以出版的材料搜刮一空，扬长而去。契特尔是书业中一个真正“打杂的”，时刻都想着写作、印书、编剧，或做任何可以赚钱的文字工作。9月20日，他以格林的名义印好一本书——刚刚出笼，还在冒热气，直接发自伦敦贝德兰姆圣玛丽疯人院墓地的格林墓穴。书名为《百万分忏悔买得一分智慧》，收入了对那个暴发户似的乌鸦的攻击，供有出息的仇敌取乐。伯比慢了一步，他的《文学硕士罗伯特·格林之忏悔》是在格林入土整整一个月以后于10月6日出版的。

1592年的10月，斯特兰奇剧团可能已经全部回到伦敦。22日举行了一次婚礼，爱德华·阿莱恩娶亨斯洛的继女琼·伍德沃德为妻。这门亲事于阿莱恩有利可图，可能是可以分得玫瑰剧场的一份产权。在这喜庆的日子，莎士比亚必然会怀着复杂的心情寻味格林对他的攻击。他是配得上一个垂危诗人的恶言的，因为眼下他正青云直上，足以招人嫉妒；到处有人在暗中嗤笑他（“瞧他这个暴发户似的乌鸦，又在哇哇地叫了，来‘震撼舞台’吗！”“打杂的，您好吗？”）。他这个高贵的名字第一次遭到这样无耻的丑化，白纸黑字，他父亲是不会愿意发生此事的。莎士比亚对格林从未怀有恶意，甚至还曾请他喝过一壶那种古怪的酒，借给他那四五个便士也从未催过他还。这样中伤他岂有此理，他要洗刷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假定威尔找到了契特尔，毫不含糊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12月，契特尔公开表示道歉。赖特出版了《善心人之梦》，契特尔为之写了一封“致读者”的信作序，承认自己本应更慎重地编辑格林的原话。他说他当时对于莎士比亚其人一无所知，只是事后才见到他。他对那番谗言表示遗憾，“因为我亲眼看到他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与他自己表白的品性同样无可挑剔，此外，各方显达都称他办事公道，这说明他为人诚实；他的作品笔调诙谐，文词典雅，说明他的艺术造诣精深”。契特尔勾画的威尔的形象是十分清晰的：温文尔雅，绝不像马洛那样口出狂言和贪杯，处理钱财时也令人敬佩，而且还是一位才气横溢、兢兢业业的作家。这是一番堪使莎氏忙碌的一年圆满结束的形象。玫瑰剧场定于12月30日开幕，上演《穆利·穆洛科》，圣诞节来临，一切准备就绪，专候威尔举杯庆贺自己的未来——不过也不是万事顺遂，前路还有着各种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