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完全确立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物就不能完全满足自身的需求了。他所需求的大部分物品，都是别人的劳动生产物，他必须要用自己劳动产物的剩余部分去交换，才能满足需求。于是，所有人要想生活，都要依赖交换。换句话说，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商人，而严格地说，社会也就成了商业社会。

但这种交换力的作用，在刚开始分工时往往很不明显。比方说，甲持有某种自己消费不了的物品，而乙持有的物品却不够自己消费。这时，甲自然乐于卖出自己手中剩余物品的一部分，乙也乐于购买甲的这一物品，但因为乙手中没有甲现在需求的物品，所以他们仍然不能达成交易。再比方说，屠户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肉放在店内出卖，而酿酒家和烙面师刚好都需要一份，他们自然愿意购买，但假如他们只有各自的制造品可供交换，而屠户现在需要的麦酒和面包又得到了供给，那么，交易同样不可能达成。此时，屠户对酿酒家和烙面师来说，就不能算是商人，酿酒家和烙面师也不是屠户的顾客。这么一来，他们就不能为对方提供帮助。

自从分工确立之后，避免这种不便的方法，就被有思虑的人想出来了。他身边不但带有自己的劳动产物，还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在他看来，拿着这种物品去交换任何生产物，都不会有人拒绝。

人们为了找到这种不会被任何人拒绝的物品，先后想到并用过了种种物品。据说，在未开化的社会里，牲畜曾是商业上的通用媒介，也就是牲畜可以用来交换各种物品。显然，牲畜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发现，古代交换的评价标准，却往往是牲畜的头数。荷马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迪奥米德的铠甲仅仅值九头牛，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一百头牛。”据说，作为商业交换媒介的物品，阿比西尼亚用盐、印度沿海某些地方用某种贝壳、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英国在西印度的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个国家，则选用了兽皮或鞣皮。据我所知，苏格兰有个乡村，现今还在用铁钉作为媒介来购买麦酒和面包。

然而，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金属最终成了所有的国家都决定使用的媒介。金属与其他任何货物相比都不逊色。它不易磨损，不仅具有很强的耐久性，还能全无损失地任意分割，而且分割之后还可以再熔回原形。金属的这种性质，是其他一切有耐久性的物品都不具有的。因此，金属成了商业流通中最适宜的媒介。

比如，假设只有用牲畜才可以换食盐，那么想购买食盐的人，一次购买食盐的价值，势必要相当于整头牲畜才可以。因为，他用来购买食盐的牛或羊不能分割，就算可以分割，也不能再复原了。同理，如果他想购买更多的食盐，比如两倍或三倍多的分量，那么也只有用两三头牛或羊来交换才可以。相反的，假设他用金属与别人进行交易，那么他可以只按照自己目前需要的分量，分割出与该分量价值相当的金属给对方。这样一来，就解决了用牲畜来交换时所带来的问题。

至于选择哪种金属，在各个国家也并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则选用了铜；而所有富裕的商业国，却选择了金银。金属在最初用作交换媒介时，都是未经铸造的粗条，且没有任何印记。古代历史家蒂米阿斯记载过这方面的情况，普林尼还引用他的话说：“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的罗马人，还没有开始使用铸造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当时当成货币使用的物品，都是没有刻印的粗铜条。”

金属在这种粗陋的情况下，有两种极大的不便：第一，不方便称量；第二，不方便化验真假。

作为贵金属，在分量上哪怕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要想精确地称量这类金属，至少需要有极其精密的砝码和天平，金的称量尤其如此。诚然，如果是贱金属，那么就算分量稍微差一点，其价值也不会差太多，因此没必要仔细称量。但是，对一个穷人来说，如果他每次只买卖价值一个铜板的货物，那么每次都要把这一个铜板称来称去的，不免会让他觉得极其麻烦。

化验金属的真假，更是困难而又烦琐。要想得到可靠的检验结果，就得取出金属的一部分，放进坩埚，再用适当的熔解液熔解。在铸币制度实施以前，人们为避免遭受极大的欺骗，只能使用这种困难而又烦琐的检验方法。人们售卖货物时所得的一磅金属，表面上很像纯银或纯铜的，但是其中却可能混有最粗劣、最低贱的金属，与货物的价值根本不相当。

这一弊端影响了交易的便利性，阻碍了各种工商业的发展。所以，进步的国家都认为有这样一种必要，就是把通常用来购买货物的特定金属，分成一定分量并加盖公印。于是，就有了铸币制度，被称为造币厂的官衙也出现了。铸币制度与麻布呢绒检查制度类似。检查官的任务，就是通过加盖公印来确定货币金属的分量、划分货币金属的品质。

最初，在货币金属上盖公印，目的似乎都在于确定金属的品质或纯度，它们是必须确定而又最难确定的。当时的公印，类似于今日在银器皿和银条上所刻的纯度标记。类似的还有只刻在金块一面而不是全面覆盖的西班牙式标记，它也只是确定了金属的纯度，没有标明金属的重量。《旧约全书》中记载：亚伯拉罕为了得到伊弗伦的马克派拉田地，用了四百舍克尔的银子作代价。当时在商人中间流通的货币，据说就是舍克尔。但是，当时的金属货币流通都只论重量而不论个数，就像今日的金块、银条的授受一样。据说，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时，其征收的岁入不是货币而是实物，即各种粮食。到了征服王威廉第一时期，才首次以货币缴纳税收。当时纳入国库的货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都是按重量来计收的。

要毫无误差地称量金属，不但非常麻烦，而且极其困难。人们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引出了铸币制度。铸币的两面都被盖住，有时就连边缘也会被盖住。刻印铸币时，金属的纯度和重量都得到了确定。从此，铸币就全都以个数来授受，从而免除了称重量的麻烦。

看样子，铸币的名称原本是要表明金属的重量或数量的。罗马从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开始铸造货币，当时的罗马币阿斯（AS）或庞多（Pond），都含有一罗马磅的纯铜。就像我们的特鲁瓦磅那样，阿斯或庞多也分为十二盎司，每盎司阿斯或庞多含有一盎司纯铜。爱德华一世时期，一英磅含一陶尔磅纯银，一陶尔磅似乎要多于一罗马磅而少于一特鲁瓦磅。直到亨利八世十八年，英国造币厂才开始采用特鲁瓦磅。特鲁瓦是法国的一个城市，位于法国东北部的香槟省，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市场，其中不断有欧洲各国的人民出入，因此，大家都熟悉并尊重它所采用的衡量标准。查理曼大帝时期的法币利佛（Liver），含有纯银一特鲁瓦磅。

从亚力山大一世到布鲁斯时期，一磅苏格兰币，含有与一磅英币同重量、同纯度的一磅银。英格兰、法兰西和苏格兰所采用的便士，初期都含有重一便士（二十分之一盎司），或二百四十分之一磅的银。作为重量名称的，最初似乎还有先令。亨利三世时期，法律规定：当一夸脱小麦价值二十先令时，价值一个铜板的上等小麦面包，要达到十二先令四便士的重量。但是，便士对磅的比例，似乎比先令对便士、先令对磅的比例要稳定。在古代法国，苏（Soul）或先令所含的便士也不稳定，五便士、十二便士，甚至二十乃至四十便士的情况，都出现过。在古代的撒克逊，其一先令的含量的变动，大抵与其邻国法兰克的先令变动情况类似，甚至在某一个时期内似乎只含有五便士。

在法国，自从查理曼大帝时期以来，镑、先令或便士虽然在价值上有很大变动，但彼此间的比例却几乎和现在一样，没有多大的变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了自征服王威廉第一时期以来的英格兰。

我相信这么一点：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而偏私的，他们欺骗臣民，次第削减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比如，罗马共和国后期的阿斯，竟然减到了当初的二十四分之一，虽然名为一磅的含量，实际上却只有半盎司。再比如现在的镑和便士，英格兰的镑和便士大约只相当于当初的三分之一，苏格兰则减到了当初的三十六分之一，法国甚至减到了当初的五十六分之一。

君王和国家采用这种办法，就能用较小量的银来偿还债务、履行各种契约。事实上，他们剥夺了债权人的一部分应得权利。君王拥有这样一种特权：用同样金额的新贬值币来偿还货币改铸前的欠款。现在，政府采取这一削减货币分量的措施，就是把这种特权推广到了国内其他的债务人身上。这一有利于债务人的措施，实际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它对个人财产所产生的影响，有时甚至比公共大灾祸所能产生的还要大得多、普遍得多。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货币还是成了一切文明国通用的商业媒介。自从货币出现之后，一切货物都能通过它进行买卖。

人们在进行交换时，不管是用货币交换货物，还是用货物交换货物，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值和交换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价值”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物品的效用，一个是由于占有某物而获得的购买他种货物的能力。我们称前者为使用价值，后者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不一定有交换价值；反过来，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也不一定有使用价值。比如水，它虽然具有最大的用途，却不能用来购买任何物品，也不需要用任何物品来换取它。相反的，金钢钻虽然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但是要想拥有它，却需要大量的其他货物。

阐明以下三点，有助于我们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

一、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什么，即什么构成了一切商品的真实价格？

二、真实价格由哪些部分构成？

三、有时，真实价格的一部分或全部，会高于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使商品的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恰一致？

在下面的三章里，我将竭力详细说明这三个问题。不过，为了把问题阐述明了，有些地方难免会有些啰嗦，请读者忍耐；而面对一个极其抽象、复杂的问题时，即使殚精竭虑地想要把它阐述明白，也难免说得不够清楚，请读者细心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