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拿到这本书，不免会有些奇怪：篇幅不大，又是部文学作品，何以要这么多译者合译？颇有点史无前例的样子。这话不错。这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遗迹。

时间要推回到十八年前的1976年去。“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不仅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同样一塌糊涂。书荒严重，大人小孩都无书可读。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约请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从俄文原版翻译此书。

当时我正在那个组工作。大家闲了那么些年，如今有活儿干，当然都很高兴。但是那个年头，知识分子还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由哪一个人或少数人来承担这项工作，显然有悖于集体主义精神，所以决定全组十名成员都参加。单有集体主义还不够，知识分子还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于是又分出几页来，请工农兵学员译。工农兵学员也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一起讨论，一起译那几页东西。尽管如此，交来的译稿仍不能用，只好搁置一边，另起炉灶。不过出版时把工农兵学员带上，用了一个很长的署名，叫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合译，算是完成了结合。

这次再版情况不同了，工农兵学员似乎不必再挂名，集体署名也不再必要。况且当今大家都讲究个著作权署名权什么的，也不好亏待了谁。干脆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把各人所做的工作都说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样，就出现了那么多人都署上名的事。

一部文学作品由那么多人来合译，我现在不认为是适宜的。不过平心而论，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做法，倒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在合作得很好的情况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对提高译文的质量还是会有所帮助的。不过事情既已过去，今后又不打算再这么做，不说也罢。

当时翻译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个人写的。说它好也罢，不好也罢，全书是统一的风格，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人的风格。如今十个人译，哪怕个个都是高手，各人总还有自己遣词造句的习惯，译文风格弄得五花八门总不是个办法。怎样使全书译文的风格一致起来？当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开译之前拿出一节来，人人都译，然后传阅讨论，看译文有什么差异，再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觉得比较恰当、比较符合原文风格的标准，以后分译的时候，尽量摆脱个人的好恶，努力朝这个标准看齐。二是初稿译出来之后，来一道互校，把自己认为在理解上、风格上、译名上、体例上需要商榷、需要统一的地方都提出来，供以后加工时参考。三是确定三名同志从头至尾对全书译文进行一校、二校、三校。一校侧重把正确理解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二校侧重把妥善表达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三校则总揽全局，什么都管，并且对前面几道工序提出的种种译文方案作出“终审裁决”，一锤定音，为全书定稿。当时我担任三校的工作，事先跟组内同志说妥，既然让我做这工作，最后只好统一于我认为合适的标准。难免有不妥之处，只好请大家包涵。这也算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吧。当然，我决定完稿之后，还要返回到初译的同志手里，请他们认可。不过译文既已经过几番折腾，初译的同志一般也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

翻译中的再一个问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有梅益同志的译本，流传既久，影响也大，而且译文质量有口皆碑。我们既不能抄袭他的，又不能视而不见，拒绝学习他的长处。于是决定，开头还是先独立把初稿译出来，然后再对照梅益同志的译文，如果两种译文差不多，或我们自认为译得比他还好，我们当然保留自己的译文；如果梅译确实比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参照他的译文作适当的修改。也有的时候，我们受梅译的启发而提出另一种新的译文方案来。还有个别场合，梅译也不理想，例如“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与俄文发音就有差距，但既已约定俗成，我们也就不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改译成什么“帕韦尔·科尔恰金”，而是沿用已有的译名。总之，在我们的译本中，是包含有梅益同志过去付出的劳动在内的。

与梅译本有关的还有一个对复译的认识问题。眼下一种外国名著或非名著，有三五个译本已是平常事。那个年头复译的事还不多见，而且很容易被认为是要取他人而代之。我们自问没有这份雄心壮志。一则梅益同志是翻译界的前辈，我们对他一直是敬慕的。二则出版社交代，这么一部名著，需要有一个直接从俄文译出的译本，不同的译本可以并存。三则复译的问题，鲁迅先生早有论述。他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沈滞了。”旧译新译，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提高译文的质量，这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将来如果有更新的译本出来，我们理当表示欢迎。

记得开译之前，我曾经提出去拜访梅益同志，一来向他表示敬意，二来请教译事的经验。此请未果，我至今引以为憾。

我们的译本出版后，我曾以翻译组的名义，给梅益同志寄去一封信和两本赠书。信的大意是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从他的译本中得到过教益，这次翻译，又参考了他的译文，新译本中也包含了他的劳动，我们向他致谢，并请他对我们的译本多加指教。我不知道梅益同志是否收到了信和书。但是他后来看到过新译本，则是肯定的，因为1980年梅译本重版，他在后记中说：

“半年来我抽空校阅一遍，有些地方曾根据1957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普罗科菲耶娃的英译本作了修改。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七二级学员合译的1976年的新译本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们的译本能对前辈提供一点有益的东西，我们是很高兴的。借本书再版的机会，我在这里把当时译书的情况和想法交代一下，也算是译坛的一桩逸事吧。

本书这次再版，当年的翻译组已不复存在，人员分散各地，只好仍由我把全书校阅一遍，并补译了俄文版新发表的文字。

如前所述，本书的初版和再版、译文都是我最后定的稿。译文中的谬误和不足，当然都是我的责任。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