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别尔德是独子，谁听到这一点都不会意外，他也巴不得承认自己向来不知手足之情为何物。母亲安琪拉是个骨感美人，对他的百般溺爱都通过食物来表达。她饱含激情地给他喂奶粉，直到严重过量。他早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四十年前，就曾在科尔德诺顿（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登吉（Dengie）半岛上的一个村庄，在切姆斯福市以东约10英里。）地区宝宝大赛“初生至六个月”年龄组中拿过冠军。在战后的艰辛岁月里，理想的漂亮宝贝最要紧是一个胖字，得像丘吉尔那样有好几层下巴，务必寄托着人们早日结束配给制、迎来繁荣丰饶年代的梦想。婴儿们就像优质西葫芦那样公开展览、任人评判，于是，1947年，年方四月、胖鼓鼓乐呵呵的迈克尔，便击败所有对手，脱颖而出。

不过，要她这么个中产女性、证券经纪人的太太，在村里的游乐会上对糕饼和酸辣酱摊弃之不顾，反倒带孩子参加如此俗气的比赛，可并不是件寻常事。她准是知道他注定会赢，正如她后来声称早就料到他会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自从他开始吃固体食品以后，她便怀着与当初给他喂奶时同样的热情给他做饭，终其一生都孜孜不倦，甚至在六十年代中期抱病到一家“蓝带”烹饪学校（创建于1895年的法国著名烹饪学校，教授西餐西点课程，全球有多家分校。）上课，只为了他偶尔回家时能拿出几道新菜色。她丈夫亨利是那种每餐固定一荤两素，却讨厌大蒜和橄榄油气味的男人。当年新婚不久，由于某些迄今仍秘而不宣的原因，安琪拉再也不爱他了。她活着就为了儿子，而她的遗产也一目了然：一个不停追逐会烧菜的美女的胖男人。

亨利·别尔德是个瘦子，耷拉着一对八字胡，光亮的棕发梳向脑后，深色正装和棕色花呢外套略嫌肥大，尤其是领口。对这个小家庭，他尽责供养，而对于儿子，他则遵循当时的潮流，爱得甚为严苛，绝少肢体接触。虽说他从来不会抱抱迈克尔，也很少慈祥地拍拍他肩膀，赠送的礼物倒是品种齐全——从“麦卡诺”钢配件和化学实验工具，到自己动手装配的无线电、百科全书、飞机模型，以及关于军事史、地质学和名人生涯的书。他打过多年的仗，在敦刻尔克、北非和西西里当过步兵的低级军官，到诺曼底登陆时升任中校，还得到一枚勋章。贝尔森集中营解放一周后他抵达那里，战后还在柏林驻扎了八个月。和许多同辈的男人一样，他对自己的经历绝口不提，只是尽情享受战后的凡俗恬淡，享受风平浪静的千篇一律，享受整齐清洁和日渐改善的物质供应，更重要的是享受无须担惊受怕的感觉，以及后来让那些在和平初期出生的人们窒息的一切。

1952年，迈克尔五岁时，四十岁的亨利·别尔德放弃了他在伦敦老城一家商业银行的工作，重拾旧爱，又干起了法律。他在附近的切姆斯福市的一家老字号律师行当合伙人，一直待到退休。为了庆祝这个重大变化，庆祝自己从每天来往利物浦大街的交通中解放出来，他买了辆二手的劳斯莱斯“银云”。这台浅蓝色的“机器”他一用就是三十三年，直到去世。后来，略带一丝由怀旧催生的歉意，儿子站在成人的立场上审视当年，想到父亲的这番“大手笔”，他的爱意油然而生。然而，当时，作为小镇初级律师，整天忙于财产转让、遗嘱检验之类的琐事，亨利·别尔德的生活变得愈发波澜不惊。每逢周末，他多半就是种种花，养养车，要不就是和扶轮国际（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05年，是个世界性的慈善机构，其成员多为商人和专业人士。）的朋友打打高尔夫。他镇定地接受了无爱的婚姻，反正在他看来，有所得就必有所失。

几乎与此同时，安琪拉·别尔德开始了一连串绵延十一年的外遇。小迈克尔在家里从没流露过明显的敌意或无言的怒火，话说回来，当时他既不怎么善于观察，也不太敏感，放学以后通常关在自己房间里，搭搭积木，读读书，粘粘纸，后来又迷上黄色杂志，整天打手枪，接着就开始泡妞。十七岁那年，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母亲已经从风流场上功成身退，精疲力竭地撤回到婚姻庇护所。直到她五十多岁因罹患乳腺癌而弥留人世之际，他才听说了她的历险记。她似乎想让他原谅她毁了他的童年。那时他在牛津快要读完两年级了，满脑子都是数学、女友、物理和美酒，所以起初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她躺在一家医院高楼二十层的私人病房里，靠在枕头上，窗外能望见堪威岛边因工业污染而盐碱化的湿地和泰晤士河的南岸。他已经是个成人，当然很清楚，如果告诉她自己毫无觉察，或者说她的道歉搞错了对象，或者说他无法想象年过三十的人还能有性生活，那就等于在侮辱她。他只是拉起她的手，用力握住，传递温情，说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原谅。

直到开车回到家、陪父亲喝下三杯睡前威士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和衣倒在床上、将她告诉他的话回味良久以后，他才领会到她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十一年里搞了十七个情人。别尔德中校自己受过刺激冒过风险，到三十三岁便能甘心遁世。安琪拉也得有她那份刺激和历险。她的情人便是她对隆美尔发起的沙漠之战（隆美尔（1891—1944）是二次大战中德军元帅，“沙漠之战”指二战中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盟军对隆美尔指挥的轴心国军队之间的一场战斗。）、她的诺曼底登陆、她的柏林战役。靠在医院的枕头上，她对迈克尔说，没有他们，她准会自怨自艾，全线崩溃。可是，一想到自己居然如此对待独生子，她终究还是自怨自艾了。第二天他回到医院，当她用汗津津的手攥住他的手时，他告诉她，他的童年最快乐也最安全，没法想象还能更好，他从没觉得受过冷落，也没有怀疑过她的爱，况且他又吃得那么好，至于她“对生活的胃口”（这词儿是他概括的），他不仅为此而自豪，而且希望能继承。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演讲。这些四分之三属实的言辞，是他平生讲过的最出彩的话。她在六周之后去世。顺理成章地，父子之间从来不谈论她的情史。然而，此后多年，迈克尔每每驶过切姆斯福市或者附近的村落，看到某个在人行道上蹒跚前行或者在公交站边颓然瘫倒的老头，就会琢磨他会不会是那十七分之一。

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上牛津时也算少年老成。他已经跟两个女孩做过爱，有辆汽车——双前挡玻璃的名爵小型车，他平时就把它锁起来沿着考利街停靠，父亲还给他一份零花钱，远远超过其他大学预科男生。他脑子好，爱社交，刚愎自用，对于那些来自名校的男孩，非但不为所动，甚至还有点鄙视。他属于那种既让人恼火又不可或缺的类型，排队总是排在前头，伦敦城里的重要演出都弄得到票子，而且没过几天就步步为营地结交到名人，寻找到捷径——社交捷径和地理捷径。他看起来要比十八岁大得多，勤奋，整洁，有条不紊，而且，千真万确，他还有一本一直在用的办公日记。人们老是在到处找他，因为他能修收音机和录音机，房间里常备一把电烙铁。提供这些服务，他当然从不收钱，可他有办法拿到好处。

安顿停当以后，没过几星期他就交到了女朋友，一个名叫苏珊·多蒂、来自牛津高中的“坏”女孩。其他学物理和数学的男孩都是那种自闭的、胆小如鼠的家伙。在实验室和辅导课之外，迈克尔向来跟他们划清界限，对那些摆出艺术家做派的人也一样敬而远之——他们总是用他不懂的文学典故让他害怕。他喜欢工科生，他们能带他进车间，还喜欢学地理的、学动物学和人类学的，特别是那些在稀奇古怪的地方干过田野调查的家伙。别尔德认识好多人，却没有好朋友。他从来都不算广受欢迎，可大家都认识他，谈论他，觉得他很有用，却略有点讨厌他。

大二将尽时，别尔德正在努力适应母亲将不久于人世的事实，无意中听到有人在酒吧里提到玛格丽特夫人学院里名叫梅西·法默的是个“贱妞”。这个词儿用得颇为褒义，就好像是某个构建完善、具有临床诊断精确性的门类。在这种语境下，她那带有乡野风情的姓氏（“法默”即Farmer，英文中是农夫的意思。）让他心驰神往。他想象出一个丰满壮硕的情妇，身上沾着一道道肥料的污迹，跨坐在一辆拖拉机上，然后就把她给忘了。学期结束，他回到家，母亲去世，整个夏天都迷失在悲伤和无聊中，迷失在和父亲一起待在家里时陷入的麻木的、穷于言辞的沉默中。他们从来不讨论感情问题，如今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当他在屋里看到父亲在花园尽头出神地凝视着玫瑰花时，当他从父亲颤抖的双肩上猛然发觉他正在哭泣时，觉得很尴尬，不，是很惊恐。迈克尔不想出门到他身边去。他知道母亲有一堆情人，可他不知道他父亲是否知道（他猜他不知道），这件事是另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他在九月回到牛津，在帕克镇租了间四楼的房子，那个小区的中心花园周围有一条破破烂烂的、建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新月形街道。他每天步行去物理楼，路上，在狭窄的、通往大学公园的过道上，他总要经过那个“贱妞”所在的学院的大门。

某天早上，他心血来潮，逛进那学院里，在门房那里打听到确实有个名叫梅西·法默的学生。那一周的后几天，他发现她在读三年级，主修英语，不过这可不会成为他前进的障碍。有那么一两天时间，他一直在琢磨她，后来手头有了工作，再加上别的事插进来，他又把她彻底抛到了脑后，直到十月底，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外，一个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她和另一个姑娘。

她跟他想象得不一样，起初让他失望。她个头矮小，几乎弱不禁风，模样很漂亮，乌黑的双眸淡淡的眉，嗓音悦耳，带着令人惊讶的口音，似乎是东部伦敦腔，在那个年月，一个女大学生有这样的口音着实不同寻常。为了回答她的问题，他跟她解释自己的专业是怎么回事，她一脸茫然，很快就跟她朋友走了。两天后他又撞上她一个人，便想请她喝一杯，她说不，而且说得飞快，都不等他把那句子全说完。出于一贯的自信，别尔德对此颇感惊讶。可是，眼前的这个人在她眼里是什么样子？一个结实壮硕的家伙，模样像会计，脾气挺热心，系着一根领带（那可是1967年！），短发侧分，还有一个要命的细节——一支钢笔别在上衣胸袋上。更何况他学的是科学，这个不伦不类的专业是给傻瓜学的。她彬彬有礼地说再见，继续往前走，可是别尔德跟在她身后，问她明天有没有空，要不后天也行，再不行就周末。不，不，就不。接着他机警地说：“要不就说‘有门’吧？”她欢快地笑起来，真是被他的坚持给逗乐了，眼看着就要改变主意了。可是她说：“‘没门’倒是一直都有，‘没门’你应付得来吗？”他答道：“那我可没空。”她又笑，捏起孩子似的小拳头，温和而戏谑地打在他的翻领上，然后走开去，这举动既让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也发觉她颇有幽默感，他没准能攻下她。

他确实那么做了。他调查了她。有人告诉他她特别喜欢约翰·弥尔顿。要不了多久就能弄清楚这个男人到底属于哪个世纪。他学院里一位文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牛津大学是近四十个学院集合而成的，这些学院虽各有特色，但大部分都设有各种专业，文理并存于同一学院是常见现象，所以在牛津中修读同一专业的学生分属于不同学院是司空见惯的。这与我国大学纯粹按照专业来划分学院的做法完全不同。）以前欠他一个人情（弄到一场奶油乐队（60年代末英国布鲁斯摇滚乐队，其灵魂人物是叱咤世界乐坛多年的埃里克·克拉普顿。）演唱会的票子），这回就给他讲了一个小时的弥尔顿，应该看什么书，想什么问题。他读了《科摩斯》，它蠢得让他吃惊。他浏览了《利西达斯》、《力士参孙》和《幽思的人》——某些段落真是虚头八脑，矫揉拘谨啊，他想。《失乐园》他看得顺畅些，而且，与很多前人一样，他喜欢撒旦胜于上帝。他，别尔德，将那些他觉得机灵的、特别醒目的段落都背了下来。他读了本传记，还有四篇别人告诉他至关重要的随笔。读这些耗了他漫长的一星期。他在特尔的一家古玩书店里随口说想买一本《失乐园》的初版，差点被人扔出店门。他找到一个和蔼的、对买旧书很在行的助教，悄悄告诉他，他想用某种礼物来讨一个女孩子的欢心，那人就领着他跑到科文特加登广场（伦敦地名，曾为伦敦主要水果、花卉和蔬菜市场。）的一家书店里，在那里，他用一个学期的零花钱买下一本《论出版自由》（此段中所列的书籍都是约翰·弥尔顿的作品。）的十八世纪版本。他在回牛津的火车上飞快地翻了翻，其中有一页裂成了两半。他用透明胶带补好。

接着，水到渠成地，他又与她邂逅，这回是在她学院门口——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半小时。他要求至少让他陪着她从花园穿过。她没说不。她上身穿黄色羊毛衫，外罩一件军大衣，下面配黑色百褶裙，足蹬一双缀着古怪的银色搭扣的黑色漆皮鞋。她甚至比他想象得更美。他们一边走，他一边礼貌地问她的功课，她逐一解说，那口气就像面对一个乡下白痴，她说她正在写关于弥尔顿的文章，弥尔顿嘛，就是十七世纪的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他请她具体说说论文的内容。她说了。他大着胆子说了一条听来的看法。她大吃一惊，说得更详细了。为了阐明自己的某个观点，他引用了“从早晨/到中午，”她喘息着接了下半句，“从中午到潮湿的黄昏”（《失乐园》第1卷第742行。）。他让自己的语调一直都带着试探性，先说起弥尔顿的童年，又说到内战（指1642年至1646年和1648年至1652年英国议会与保皇党人之间的内战。）。有些事情她不知道，便饶有兴味地听。她对诗人的生平知之甚少，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考量他的时代背景似乎并不属于她的研究范畴。他便把话题引回她熟悉的领域。他们又引用起自己最喜欢的诗句来。他问她读过哪些学者的文章。有些他也读过，便委婉地举证。他浏览过一份作品名录，所以谈到的话题远远超过自己读过的内容。她甚至比他更讨厌《科摩斯》，于是他斗胆温和地替它辩护了几句，然后心甘情愿地承受一顿批判。

然后，他说起《论出版自由》以及它与现代政治的关系。说到这里，她在半路上停下脚步，意味深长地问，一个科学家知道那么多弥尔顿有什么用，他想这下可露馅了。他装出略感受辱的样子。他对所有的知识都感兴趣，他说，专业之间的界限纯属约定俗成，或为历史意外，或为传统惯性。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抛出了从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朋友那里捡来的零碎。她的嗓音里第一次透出了些许暖意，开始问起与他自己相关的问题，尽管她并不想听什么物理。他是哪里人？埃塞克斯，他说。可她也是啊！就在清福德（位于埃塞克斯郊区。）！这一刻他时来运转，一把抓住了机会。他请她共进晚餐。她说好。

后来，他将会把这个薄雾缭绕而阳光尚好的十一月的下午——沿着彩虹桥走过切维尔河——看作平生第一场婚姻的起点。三天以后他带她去兰道夫饭店用餐，而此前整整一天他都在恶补弥尔顿。显而易见，如今他应付这特殊的功课已是小菜一碟，那首著名的诗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他，最后十几行他都背熟了，等第二瓶酒下肚，他便跟她谈起那诗有多么哀婉：一个盲人为了自己再也看不到的一切而悲伤，紧接着又讴歌想象的救赎力量。靠着浆硬的桌布，手里攥着酒杯，他背给她听，最后几句是：“天上的光啊/照耀我的内心，照亮我心中，一切的功能/在那儿移植眼睛/把那儿所有的云雾都清除干净/使我能把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晰，说得仔细。”（《失乐园》第3卷51行至55行。这里所引用的两处译文均参照了朱维之的译本。）背诵这几句时，他看到她眼里泪光闪闪，便把手探到椅子下面拿出他的礼物——《论出版自由》，1938年版，皮面精装。一周之后，他违反禁令潜入她房间，和着但赛特牌录音机（那天下午他用冒着烟的电烙铁替她修好了）里播放的《佩珀中士》（这张唱片的全名是《佩珀中士的孤心俱乐部》，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发表于六十年代的专辑，被认为是乐坛划时代的经典，也是“披头士”最受好评的代表作之一。），他们终于成了情人。那个暗示着她是公共财产的外号“贱妞”，如今让他深恶痛绝。不过，就床上功夫而言，她确实比他以前认识的所有姑娘都更大胆、更狂野、更乐于尝试，也更慷慨。她还会做一种上好的牛肉腰泥馅饼（一种英国传统食品，馅料里主要包括牛肉和牛、羊或猪的腰子。）。他判定自己确实恋爱了。

追求梅西的过程不依不饶，有条不紊，不仅让他志得意满，也构成了他成长道路上的转折点，因为他知道，没有哪个三年级文科生——哪怕他再聪明——能够只用功一星期，只需跟别尔德那些学数学物理的同学们混混，就能蒙混过关的。这是条单行道。突击弥尔顿的那一周让他怀疑这些玩意就是天大的骗局。读这些东西是挺辛苦，但他并没有碰到什么能稍许在智力上构成挑战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跟他每天在自己的课业中遭遇的困难等量齐观。在兰道夫饭店用餐的那一周，他刚学了“里奇标量”，终于弄懂了它在广义相对论中的用途。最后他觉得自己领会了这些绝妙的等式。这条定理再也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了，它变得性感，他能感觉到密不透风的时空的构造如何有可能被物质所扭曲，这种时空的构造如何影响物体的运动，时空的弯曲度又是如何生成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认为，正是因为物质有质量，从而导致了它周围的空间扭曲。这在大质量物体上更为明显。时空扭曲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内容之一，目前，在科学界还存在争议。）他可以花半个钟头，盯着一堆术语和场方程核心问题的标注，揣摩爱因斯坦本人为什么会说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美”，为什么麦克斯·鲍恩（麦克斯·鲍恩（1882—1970），德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建树甚丰，获得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会说它是“人类思考自然所达到的最伟大功绩”。

这种揣摩就像是用脑力举重——起初完全不可能。他们这伙人每天都听讲座，做实验，从九点忙活到五点，尝试理解某些最难啃的骨头。那些学文科的，每天中午才从床上滚下来，每周只上两次辅导课。他猜，对于他们谈论的话题，任何人只要半心半意地听到几句，就一定能理解。他读过关于弥尔顿的四篇最优秀的论文。他能懂。而他们偏偏要装出比他高明的样子，这些爱睡懒觉的家伙，他居然还被他们给唬住了。再也不会啦。从他得到梅西的那一刻起，他在心智上就自由了。

多年以后，别尔德把这段故事和他的结论说给香港的一位英文教授听，那人说：“可是迈克尔，你没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能用九十位诗人来勾引九十个姑娘，每周一位，持续三学年，而且最终一个也没忘——我是指诗人，并且将你的阅读融会贯通，综合成某种审美概论，这样你就能替自己赚到一个英语文学学位了。不过，你可别假装这是件寻常事。”

然而，当时看来确乎寻常，他在大学最后一年里也比以前快乐得多，梅西也一样。她说服他留长发，穿牛仔服而不是法兰绒，不再替人修理物品。那事儿不够酷。而他们自己都变酷了，尽管两个人个子都挺矮。他离开帕克镇，在杰里科租了间小公寓，开始同居。她的朋友尽是些学文学和历史的，如今也成了他的朋友。他们要比他别的朋友更机智，当然也更懒惰，他们自有一套成熟的享乐观，就好像这个世界欠了他们似的。他学到了种种新主张——关于财富分配、越南、巴黎事件、山雨欲来的革命、迷幻药，他宣称这玩意极其重要，但他自己却不肯尝试。当他听着自己高谈阔论时，心里其实压根就不信，居然没人把他当成骗子，这一点让他很吃惊。他试过大麻，但很不喜欢这玩意对记忆力造成的干扰。尽管定期参加派对——在那里听嘶吼的音乐，喝盛在湿透的纸杯里的劣酒，不过他和梅西从来没停止过工作。夏天来了，期末考来了，再后来，他们呆呆地、惊讶地发现，一切都结束了，人人都作鸟兽散。

他们都拿到了“优等生”的头衔。迈克尔有了理想的去处，到苏塞克斯大学读博士。他们一起去布莱顿，找到一个好地方——苏塞克斯高地的一个偏僻村落中，一栋教区长住过的老宅，从九月起入住。他们承受不了昂贵的租金，所以，在回到牛津前，他们同意跟一对学神学的夫妻合租，后者还带着一对同卵双胞新生儿。清福德的报纸上曾刊出一则报道，描述那些“青云直上”的工人阶级姑娘——站在“青云”的高度，他们决定结婚，将各自支离破碎的社会背景聚拢在一起，这样做倒并不是为了沿袭传统，恰恰相反，他们觉得结婚这件事新奇古怪，狂欢而“坎普”，无害而老派，就好比“披头士”替他们那张轰动一时的大碟拍摄宣传照时穿的那种带流苏的军装。有鉴于此，夫妻俩没有邀请，甚至也没有通报各自的父母。他们在牛津登记处成婚，和几个当天赶来的朋友在波特草场上喝得烂醉，独自居住在科尔德诺顿的“战时优异战功勋章”获得者亨利·别尔德中校（退役），直到儿子离婚以后，才知道他结过这么一次婚。

四十一年之后，此刻，伴随着清晨五点的时差反应，亨利的儿子一边回忆那时的岁月，一边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卡米诺雷阿尔饭店的圆形酒吧里，等待托比·哈默出现。女侍应再次从身边经过，别尔德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外加第二碗盐渍果仁。在高高的彩色玻璃穹顶下，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话音此起彼伏、相互交融，他听不清别人在讲些什么。他在回首当年，在长途旅行中，那种无根无底的漂泊感、无聊感，外加缺乏睡眠或规律，会让人没来由地勾起过往的记忆片段，如同幽灵出没般栩栩如生，他现在就是如此。此刻，他仿佛亲临现场，似乎此地就是兰道夫饭店的餐厅，他穿正装打领带，白衬衫是自己笨手笨脚熨好的。一杯酒下肚，他居然还能背出几句弥尔顿来：“神圣的‘光’……无穷的黑暗/包围着我，人世间享乐的一切渠道……智慧被关闭在这一重门之外”（《失乐园》第3卷45、46及50行，朱维之译本。）。他用一首诗赢来一个女孩，而她已经去世，两年前死于肝癌。但这首诗他从来不曾忘怀。他在想，自己怎么会从来就没带着梅西去见见父亲，从来没有邀请过老人到苏塞克斯那栋漂亮的老宅里住一住，当新时代曙光初露时，他怎么会让父亲独自悲伤，他们这傲慢、无耻、被宠坏的一代怎么会背过身去，对曾经浴血沙场的父辈置之不理，只因为他们留着短发、爱好整洁、对摇滚乐冷感，就不拿他们当回事。

不止一杯酒喝下去，内疚才在迈克尔·别尔德心里滋生。这是他的第三杯，要不就是第四杯。他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门外的街上有四十三度，这里却好像只有零下十度。只有喝酒才能让他暖和。这几年，他多次踏上这段旅途，多次来到这个酒吧。从伦敦到达拉斯再到埃尔帕索，来接机的是超大SUV车，也只有这种车款才能让他的庞大身躯舒服自在。下飞机之后他在这里稍事休整，跟同事会面，然后坐三小时车，沿着美墨边境向西行驶，抵达新墨西哥州的洛兹伯格。今天，哈默会从旧金山过来。夏日里反复无常的暴风雨让跨越落基山脉的航班纷纷延误。其实不见他，别尔德也能走，但他宁可等。他想，也许干脆在这里过夜，明天上午见过尤金·帕克斯医生，听听他的化验结果再走。有一种迷信他始终破不了：他觉得，像帕克斯这样睿智的美国老医生，应该能秉持着一名冷漠的外国人恰到好处的中立态度，作出临床诊断，不会有什么道义上的弦外之音、责备之意，或者勉强压抑的怒火——别尔德估计，本土的医疗人士少不得会来这一套。你该节制点啦，别尔德教授。恐怕我们真得整治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啦。他的生活方式——他一边满含羞愤，费力地重新拉好内裤，一边想这样说——就是让这个世界的人工光合作用达到工业生产的规模。只要这个世界及其仿佛身患硬化症的信贷市场允许他这么做。

他的酒来了，酒面上漂着一堆冰块，这种便捷而透明的玩意是拿来挥霍能量的，此外还有盛在木盘子上的一斤果仁，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盐。谴责客户的生活方式可不是帕克斯医生的风格。而且，作为一名气候变化问题的狂热信徒，他对别尔德从事的项目颇为赞赏，还在纽芬兰买下一块地，他相信十年内那里就能建起一座葡萄园。如今得克萨斯州夏天的气温通常高达五十摄氏度，是时候卷起铺盖投奔北方啦。眼下，他告诉别尔德，即便没有数千，也有数百美国人在加拿大买了地产。

别尔德只留一块冰，其余的都被他转移到原来那只喝空的杯子里，然后他盯着手背上的斑，希望它能消失。三年前那里就长了东西，他花了好一阵子奔走求诊。诊断结果是一种良性皮肤肿瘤，用液氮冷冻法治疗轻而易举。九个月之前，肿瘤复发，而且貌似与先前不同，他怀疑这回不会那么走运了。所以他干脆听天由命，任凭它长大、发黑，变成一块边缘墨黑的乌青斑。通常，每每情绪低落时他就会记起此事。如此怯懦而不智的行为，他本来以为根本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帕克斯医生的办公室，真相以一份活检报告的形式躺在文件夹里。明天就能领报告了，要不也可以等他返程经过此地时再领。最适合别尔德的办法，是明天去做个常规体检，万一结果不妙就先不告诉他。在美国，这样的安排是能够做到的。

他答应过致电给洛兹伯格的达林恩，但他现在不想打。在酒吧角落的一处突起的平台上，两个男人正挨着一支麦克风就座。一位开始替一把电吉他调音，调微音程时发出的刺耳声响惹出一段记忆来。没错，当初那对跟他与梅西合租的读神学的夫妇姓吉布森，男的叫查理，女的叫阿曼达，他们既虔诚又睿智，逆时代潮流而行，在刘易斯的一家学院里念书。他们的上帝，凭着神秘之爱，抑或惩罚之心，赐予他们一对巨婴，就是那种但凡搁到1947年，必定能轻松击败别尔德夺走大奖的孩子；这对双胞胎从来不睡觉，也极少停下他们同样尖利刺耳的哭泣，万一启动步调不够一致，他们就会互相激发；他们联手在雅致的房子里释放一…臭气，就像炉子上搁着一锅咖喱一般极具穿透力，一锅咖喱对虾，却像海边沼泽一般腐臭不堪，就好像他们因为笃信宗教而被迫以海鸟粪和贻贝为食。

年轻的别尔德，彼时正在卧室里忙着最初的计算——它们奠定了他毕生工作的基础，是他白手起家赚来的第一桶金——耳朵里塞满吸墨纸，让窗户一直开着，哪怕隆冬时节也是如此。只要他下楼给自己煮一杯咖啡，就会在厨房里撞见小两口在他们的“私人地狱”里的一幕生活场景，因为缺觉，他们眼圈发黑，动不动就生气，一边分摊那些讨厌的差事——其中包括祈祷和冥想——一边互相埋怨。在乔治王时代的教区长宅邸里，宽敞的过道和居室被一大堆突兀的、金属和塑料制成的工具和现代育儿设备弄得魅力全无。吉布森一家，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没有表现出一丁点从对方身上得到乐趣的迹象。他们怎么会有乐趣呢？别尔德暗地里对自己发誓，永远都不当爸爸。

那梅西呢？她放弃初衷，不再攻读研究阿芙拉·贝英（阿芙拉·贝英（1640—1689），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多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位专职女作家。）的博士学位，她拒绝了大学图书馆里的一份工作，转而投身于社会保障金事业。但凡活在另一个世纪里，人们会把她看成一个赋闲在家的女人，但是身处二十世纪，她这样做就显得很“活跃”。她钻研社会学理论，加入一个加州妇女团体管理的组织，还自己张罗了一个研习班，这在当时还是个新理念，非但如此，虽然以世俗条件衡量，她不会再振翅高飞，可她的觉悟水平却有所提升，没过多久便敢于正视父权制的无耻实质，同时也认清了她的丈夫在一系列压迫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压迫上至种种稳固其男性身份的科研院所——尽管他不会承认这一点——下至他在闲聊时流露的些微马脚。

按照她当时的说法，这个过程就像是穿越了一面镜子。一切看起来都截然不同，她，进而是他，再也不可能天真地感到心满意足了。经过严肃的讨论，某些事情得到了解决。他实在是个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所以想不出很多理由来证明他不应该帮着干点家务。他相信，比起她来，家务活更会让他无聊，但他没这么说。至少得洗几个碟子吧。有几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他需要检讨并改正，好比在潜意识中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的情感浑然不觉，没有倾听，没有听见，没有真正听见她在说什么，也不曾洞悉这个无论在琐屑还是在重要的方面都让他占尽便宜、却始终对她不利的体制。举一个例子：他可以独自到乡村酒吧里开怀畅饮一品脱，而她就不行，否则就会被本地人盯上，把她当成一个妓女。对于他的工作，他的客观性，对于理性本身，他都抱有未经事实检验的信仰。他不明白，认识自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认识世界还可以通过别样的方式，比如女人的方式，而他却对此不屑一顾。虽然他装作无所谓，实际上却一见她的经血就作呕，而这恰恰构成了对女性的气质核心的侮辱。他们俩做爱时总是盲目奉行统治与服从的姿势，那是对强奸的模仿，压根就是堕落。

几个月过去了，晚间讨论会多次上演，别尔德多半都听着，间或想想工作。那时他正忙着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思考光子的问题。后来，某天晚上，他和梅西照例被双胞胎吵醒，两人并排仰面躺在黑暗中，她突然说要离开他。她已经想明白了，也不想吵架。威尔士中部那些浸透了雨水的山脉上正在筹建一个群居村，她打算加入其中，而且不想再回来了。她知道——他永远也搞不清她为什么会知道——现在她必须走这条路。如何认识自我，如何看待过去，如何考量她的女性身份，她觉得自己必须去审视这些问题。那是她的责任。此时此刻，别尔德只觉得有一种强大而陌生的情感油然而生，让他喉头发紧，胸腔里发出一声呜咽，他根本无力抵挡。这声呜咽，吉布森一家肯定隔着墙都听见了。它很容易被误解成一声大吼。在他心里，欢天喜地与如释重负交织在一起，紧接着又浮现出一大片辽阔的松弛感，就好像他从床单被褥上漂浮起来，一头撞在天花板上。突然间，一切都展现在他眼前，未来是自由自在的，无论何时，想工作就能工作，还能邀请几位他在法尔默校园里看见的姑娘到家里来，或者懒洋洋地坐在图书馆门外的台阶上，他能找回那个无须他人挑剔的自我，同时亦无须对梅西内疚。这一切让他情不自禁，脸颊上滚下一串泪珠。他实在是巴不得她立马就走。他一闪念，想提出马上开车送她去车站，但是凌晨三点刘易斯哪有班车啊，再说她还没整理行装呢。她听到他的抽泣，便摸索着打开床头灯，侧过身子凝视他的面庞，看见他眼睛湿漉漉的。她坚定而刻意地低声说：“我不会受人胁迫的，迈克尔。我不会，肯定不会被你忽悠得动了感情，就留下不走的。”

酒吧能有这么大，可真是件好事。两个男人正在用西班牙语大声合唱一首滑稽歌曲，歌声一传开就激起笑声一片。尽管美国的这个角落他来过很多次，还是一个词儿都听不懂。他抬起手再要一杯，酒几乎应声而来，他随即将冰块下的酒一饮而尽。一场婚姻真的能这样烟消云散、毫无痛楚吗？一周之后，她已经动身奔赴波厄斯郡的山地农场了。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们互相寄了几张明信片。再后来，有一张寄自印度的一所灵修院，她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某天还从那里寄来了欣然接受离婚的信件，所有文件都签署停当。直到自己二十六岁生日那天，他才与她重逢，她来时剃着光头，鼻子上戴着一颗宝石。多年以后，他在她的葬礼上致辞。也许，正是因为在那栋教区长的老宅里，他们的分手如此波澜不惊，他此后才会对婚姻那么马虎大意，离了又结，结了再离。

颇为费力地，他站起身，穿过圆形酒吧，直奔洗手间。按照当地的高标准，他不算特别胖的男人。即便是眼前，他也能看见一对轻易便能把他比下去的家伙，一男一女，被自己的体形逼得只能坐在扶手椅边沿上。话说回来，别尔德也是个半斤八两的胖子，他的膝盖很痛，再加上站起身的速度太快，只觉得头晕目眩。穿过大堂时，有个接待员从总台后面跑出来，疾步跟在他身后。

“抱歉，是别尔德先生吗？我想应该是您。欢迎来卡米诺雷阿尔。有位先生一直在找您。”

“哈默先生？”

“不是。那是一星期前的事啦。好像从英国来，可他没留下什么口信。”

“他长什么样？”

“我猜，那该算是大个子？他还说他姓什么塔内普之类？”

他们本来可以继续一问一答的，可是就在这时，别尔德看见哈默穿过玻璃门走进来，跟在推着行李车的行李员身后。两个男人拥抱在一起，那个接待员知趣地做了个鬼脸，走开了，别尔德朝着他的方向点头致谢。

“托比！”

“头儿！”

自从哈默听说以前人们管别尔德叫“头儿”，他便学会了这称呼，带着点儿冷嘲的调调。参与这个项目的其他人也都跟着学，别尔德自然很高兴。这几乎弥补了当初被中心解雇的遗恨。

他比别尔德大三岁，精瘦而壮实，脊背挺得笔直，唯有那种二十年没碰过一杯酒的男人，才会有如此清澈的眼神和洁净的皮肤。虽然他走路有点儿罗圈腿——就像一个骑马骑得精疲力竭的牛仔，可他平时爱打美式壁球，还一个人打起背包去“高山区”（即High Sierras，位于美国西部。）徒步旅行。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在他的公司里，别尔德通常会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按照健康食谱进餐。哈默学电子出身，不过在八十年代早期，他却一心要当个酒鬼，毁掉自己的婚姻，把那些世俗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朋友的家伙统统赶走。一旦他清醒过来，就又把所有人都找了回来，包括老婆孩子，同时着手开展一种无法清晰描述其职分的工作。他广结人脉，牵线搭桥，搞定种种交易。他介绍别尔德认识深谙减税之道的律师，洞悉国家立法机关奥妙的会计，行走于商业与政治之间大片灰色地带的华盛顿掮客，能够给大型基金会里的决策者递上话的人，还有那些搞风投的，他们的朋友的朋友认识维诺德·科斯拉和沙伊·阿加西（这两位都是如今闻名全球的风险投资家。）之类的大腕。哈默成功地打通关节，搞定了别尔德的专利申请，获得洛兹伯格附近的土地租约及其优先购买权，千方百计地打入“太阳能圈子”，结识工程师和材料专家。他甚至从即将卸任的布什班子手里也榨出了一笔钱，而从奥巴马鼓鼓囊囊的钱包里掏出的钞票，就更是多得多了。

然而，哈默没法让这个项目免受延误之苦，也无法让它不受愈演愈烈的银根紧缩的影响，有时候简直面临绝境。每走一步都得妥协。在美国西南部，洛兹伯格的那块地皮本来只是排名第四的选择。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境内，有几块地的年均日照时间都比洛兹伯格长，但是来自大型公用事业机构的竞争抬高了价格。其他地方或是没有水源，或是没有像样的公路、没有接入高压输电网，当地也没有一个如此友善的商会。他与别尔德及他人共同创办的公司，为了满足减税的条件，被迫重组了三次。本土的安全部门对别尔德的异国身份不无猜疑，在布什当政期间，哪怕是美国科学界的知名人物写信举荐也于事无补。筹钱不容易，哪怕遇上好年景也是如此。那些关注太阳能的风投家一致认为，在这条经过反复尝试和实验的道路上，可以在两处押上赌注：太阳能热气流——聚焦太阳的热能，产生蒸汽驱动涡轮机——或者光生伏打——直接通过阳光产生电流——无论哪一项，都要用放大镜来聚集阳光。至于既可靠又便宜的人工光合作用，那得等到二十年以后，这是大家普遍认可的看法。

为了反击这种观点，2007年初，别尔德在加州奥克兰一个实验室外的停车场上举办了一场演示会。其核心概念是：经过充分的日照，一大瓶水将会分解成气体，驱动一种燃料电池发电机，为一把电气锤供电，一个头戴绿色安全帽的男人将用这把电气锤打烂一堵墙，墙上的涂鸦画着“石油”二字。然而，因为某些重要零件没能及时运到，会议延迟了一个月，只有半数投资者到场，所以这个项目只筹到了三分之一的资金，规模大大缩水。

技术难度随着资金减少而增加。汤姆·奥尔德斯的预测大体正确，却在某些细节上出错，不过别尔德几乎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他眼下已经坐拥十七项专利权。2005年在实验室里建立的水分解小模型迟迟无法扩大规模，也无法加快运转速度。对于在整个程序中至关重要的感光染料，必须重新考量。催化剂并非源自锰元素，而是源自一种钴的化合物，另一种则来自钌元素。按理说，选择合适的、用于氢氧分离的多孔滤膜并将其投入实验并不难，事实却并非如此。时限终于到了，必须设计并建造将来能投入大规模生产的模型了。他们选择了巴黎附近的一家公司合作。操控板——辉煌成就尽在于此——是边长二米的正方形，耗资三百万美元。它给送到科罗拉多州戈尔登的“全美可再生能源实验室”鉴定，结论是其效率低下达百分之三百，且设计和建造上都有瑕疵。

他们与中国的一家公司合作，在距北京六十英里处另起炉灶。内含集光半导体、水电解质以及滤膜的管道，其顶部材料是树脂玻璃，底部则是用来导电的不锈钢。安置这些管道的操控板长三米宽二米，单位成本四百万美元。一旦投入大生产，则降为一万美元，反正商业计划是这么说的。根据戈尔登的实验结果，新的操控板很管用。此时正赶上全球经济衰退。许多先前向哈默作过的承诺都不作数了。已经一连续过三次的土地优先购买权眼看着又要过期。托比再次出面商洽，结果没能拿到先前承诺的四百英亩，只买下紧邻水源的二十五英亩。如今他们有两个小水库而不是八个大水库，只有一台氢气压缩机，一台发电机而不是五台，最要命的是，作为这个项目的核心和象征，斜向空中放置的操控板只有区区二十三块，而不是一百二十五块。

不过他们好歹还是到位了，后天就要在工业文明史上书写新篇章，地球的未来就此得以保全。太阳将照耀在新墨西哥州西南部的一块空旷的土地上，阳光穿透树脂玻璃管，将水分解，储存塔里将会充满气体，燃料电池发电机将会开动起来，电能将会流向城镇，目睹这一切的，将会是洛兹伯格的朋友们，全国的媒体代表，电力公司人员，来自戈尔登、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同事，以及几位来自斯坦福地区的企业家。一份宣传包已准备就绪，其中包括一本闪闪发光的宣传别册。这一切都是哈默和他的团队张罗的。在一顶他发誓是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免费弄来的大帐篷底下，他们将共饮香槟，接受采访，洽谈合同。一旦接到信号，诺贝尔奖得主就会按动开关，开启新时代。

此刻，在明亮宽敞的酒店大堂里，哈默绘声绘色地讲起从旧金山赶来的一路艰险，说到遭遇一个恐怖的气穴，导致飞机直降两千英尺，邻座惊慌失措，还说起一块难以下咽的三明治，直说到别尔德的膀胱忍无可忍，只能抱歉离开。回来时他发现他的朋友正坐在总台，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噼里啪啦地查邮件。

“《科学美国》会派人来，”他说，语气里毫无拖拉迟疑，“还有那个从《纽约时报》来的瘦子。”

“希望能管用，”别尔德说。当初的那把电气锤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有几家当地企业凑份子做了一块巨大的霓虹灯牌，上面写着‘洛兹伯格’，感叹号。他们打算把这块牌子竖在离我们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我们一启动按钮，他们就点亮霓虹灯。”

“只要他们能提供四分之一英里的电缆就成。”

哈默把电脑移开。他看起来倦意盎然，甚至还有一点沮丧。“他们想让它通宵都亮着。商会已经从拉斯克鲁塞斯城外请来了一支军乐队。”

“我还以为会有个少女乡村乐团呢。”

“在新墨西哥，或者说在这块地界，你得把军队摆在前面。我们还从空军基地请人来表演低空编队飞行。少女乐队会排在后面表演，当然啦，我们得为她们的功放供电。”似乎为了努力显得开心点，他在别尔德的胳膊上打了一拳。“阳光、水和钱能发电，发出电来就能赚更多钱！我的朋友。真的要发生了。”

他们一致决定早点吃晚饭，在这里住一晚，等别尔德看完医生后马上动身。

“不过，听着，头儿，”两人在空荡荡的餐厅里就座时，哈默说，“别让他说你病了啊。这可不是时候。”

“那也是我担心的事。诊断书是某种现代化的咒语。如果你不去看这些人，他们想让你拿什么你就得照单全收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他们用酒和水为神奇的想法碰杯，接着就继续聊那些已经通过电子邮件讨论了几个月的话题。但凡有谁在边上偷听，会觉得尽是些枯燥乏味的生意经，但对于这两位而言，这些都是当务之急。究竟需要多少操控板的订单，才能让单位成本下降到平衡点，这样他们就能实实在在地宣告：一家中等规模的人工光合作用工厂能够生产和煤炭一样便宜的电？能源市场是非常保守的。谁也不会因为品德高尚、不让气候系统雪上加霜而得到什么奖励。需要七千份订单，这是他们计算下来的最佳结果。很大程度上，这得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在一年时间里，日日夜夜地为洛兹伯格及其周边可靠供电，风雨无阻。还得取决于中国人，看他们的动作能有多快，会不会真的害怕丢掉这单生意。在这个问题上，经济衰退倒是帮了个忙，不过经济衰退同样会让人们对于操控板——即便不是对能源本身——的需求下降。他们围绕着这个问题说了好几轮，免不了一番旁征博引，接着，哈默往前一探身，说起了悄悄话，就好像唯一那位站在饭店另一头的侍应生能听见似的，“可是，头儿，你跟我说句实话吧。直说吧。那是真的么，这座星球就要变冷了？”

“什么？”

“你一直跟我说争论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却没有。我到处都听人这么说。上星期有位女教授，搞大气层研究的，反正诸如此类吧，她就在电视上这么说。”

“不管她说自己是谁，反正她错了。”

“我到处都听那些生意人这么说。好像这种说法越来越多。他们说科学家搞错了，却又不敢承认。这条产业链上已经集中了太多的职业和名誉。”

“他们有什么证据？”

“他们说，自从前工业时代之后，二百五十年之内上升了零点七度，完全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可以忽略不计。而近十年来的气温却在平均值之下。我们这里已经有过好几个难熬的冬天了——这可对我们的事业没什么好处。他们还说有太多人都靠奥巴马发的津贴和减税优惠发财了，所以不肯说出真相。此外还有那些科学家，其中包括我要说的这一位，他在提交给参议院的关于气候改变的少数派报告上签字——你肯定看过那玩意。”

别尔德犹豫片刻，又要了点酒。某些加州红酒有个毛病，它们是如此香醇可口，喝下去就跟柠檬水似的。可是它们的酒精含量却有十六度。他忍不住想，应付这样的对话真是太容易了。这话题让他厌倦，就像谈论或者反对宗教、麦田怪圈（指麦田或其他农田上，透过某种力量把农作物压平而产生出的几何图案。此现象在1970年代后期才开始引起公众注意，某些事件已经被指认系人力所为，但这个现象仍然存在大量疑点，至今无法圆满解释。这种现象也是外星人支持论者的主要物证基础。）和飞碟一样无聊。他说：“现在的数据已经是零点八度了，在气候条件中这并不能忽略不计，而且大多数变化都发生在近三十年中。而且，仅仅观察十年，并不足以确立某种趋势。你至少需要二十五年。有些年份更炎热，有些则比前一年冷，如果你画一张年均气温曲线图，那就会得到一个之字形，但那是一个上升的之字形。如果你挑一个特别炎热的年份作为起点，那你轻易就能画出下降趋势来，至少在几年内是这样。那是一套老把戏啦，名叫‘框架效应’或者‘摘樱桃’（原文是framing和cherrypicking，都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术语，其含义相近，都是强调选择性注意能导致对同一事物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引人得出有利于己方观点（往往是片面的、错误的）的结论。）。至于那些签署了某份反对派文件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一比一千的少数群体，托比。就好比鸟类学家、流行病学家、海洋学家、冰河学家、专门捕猎三文鱼的渔夫和运送滑雪者上山的吊椅的操控师，而多数人的一致看法才是压倒性的。有些脑残记者写文章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象征着独立思考。某个教授声言抨击则会引来众人的关注。科学家里也有坏人，就像堕落的歌手和糟糕的厨子。”

哈默看上去半信半疑。“如果这地方不热起来，那我们就难看了。”

趁他续杯的当口，别尔德想，说来奇怪，他们共事了这么些年，却极少讨论更广阔的话题。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摊生意，聊手里忙活的这件事。同时，别尔德发觉自己快要醉了。

“有条好消息。据联合国估测，每年有三十三点三万人死于气候变化。由于海水变暖、海洋变大、海平面上升，孟加拉国正在下沉。亚马孙雨林遭受干旱。沼气正从西伯利亚的永冻土带中涌出。格陵兰岛冰层下在渐渐消融，这事谁也不想好好讨论。业余快艇爱好者已经在北冰洋西北航道上驾船起航了。两年前，我们失去了北冰洋上百分之二的夏季冰。如今南极洲东部也开始了。未来已经迫在眉睫，托比。”

“对啊，”哈默说，“我猜是这样。”

“你不相信。这还有个退一万步的说法。想想那几乎不可能的事——一千个人都错了，那一个倒对了，数据都弄错了，根本没有变暖。这压根就是科学家们的一个群体幻觉，要不就是一场阴谋。即便如此我们还有那些老靠山嘛。能源保障，空气污染，产油峰值。”

“没有人会仅仅因为石油将在三十年后用完，就买一块花里胡哨的操控板的。”

“你这是怎么啦？家里出事啦？”

“没这回事。只不过，我这里刚刚把所有的活儿干出头绪来，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家伙就在电视上说这座星球不会变暖。我愣是给吓着了。”

别尔德将一只手搁在他朋友的胳膊上，这显然说明他已经超过忍耐的极限了。“托比，听着。这是场灾难。放松点！”

九点半，两个被旅行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男人打算上床睡觉，便一起坐电梯上楼。别尔德住在二楼。他跟哈默道了晚安，一边拖着行李接连右转，沿着一条条长长的过道往前走，一边默念房间号码，生怕自己忘掉，他间或弯下腰，左摇右晃，面前的墙上挂着指示牌，好比“309—331”，而他自己的那间是399号，似乎哪里都找不到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线索。于是他一路向前，最后从另一个方向回到电梯口，要不就是到了一个相似的电梯边，那里也有一粒相似的棕色苹果芯斜插在一个覆满沙子的烟灰缸里。带着某种越来越强烈的受害者心理，他又出发了，最后再次经过电梯。直到开始转第三圈，他才意识到自己把房卡拿倒了，目的地应该是663，在另一层楼。他乘上去，找到自己的房间，一进门就把行李倒出来，然后冲向冰箱“迷你吧”，从里面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一块超大的巧克力条，捧着它们在床沿坐下。

幸好，这个时间致电梅丽莎嫌太晚，打给达林恩又太早，后者应该在工作。他现在仅剩的气力只够玩玩遥控器。电视机出现画面之前，发出一种家常的、闷闷的噼啪声，那是电子仪器预热的声响，亲切而熟悉，一如母亲的吻。不过不是他母亲的吻。他很累，又醉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遥控器上乱按一气。都是寻常套路，全无惊喜——游戏节目，清谈秀，网球，动漫，一个议会委员会，若干傻呵呵的广告。两个他愿意在此时此刻以身相许的女人，在谈论他们各自丈夫的老年痴呆症。一对小情人深情对望，引得演播室里的观众一阵骚动。有人说——那口气似乎是在抗议——奥巴马总统仍然是一位圣徒，仍然深受爱戴。近来别尔德一直自称是个“终身民主党人”。他常常在关于气候变化的活动中说到2000年那个攸关大局的时刻，当时地球的命运悬而未决，而布什从戈尔手里篡夺了大选的胜利，一朝权在手，他便荒废了八年的悲剧时光。不过，好久以前，别尔德就已经对美国的丰富多彩和千奇百怪——以其电视为代表——没什么兴趣了。如今他们在罗马尼亚就有几百个频道，而且但凡在这座星球上，别处也都一样。除此之外，只要是上了电视的东西，就再也没什么新奇之处了。可他实在太累了，大拇指都没法离开频道键，只好不停地按下去，整整四十分钟里，他就恍恍惚惚地坐着，手里握着一只空杯子，腿上摊着一张空空的包装纸，接着他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垫子上，睡着了。

九十分钟之后，他被掌上电脑的铃声吵醒，醒来时机器恰好贴在他耳边，他听见女孩——就是那个他曾经用尽种种体面的招数，竭力阻挡其降临人世的女孩——在说话。她，卡特里奥娜·别尔德，就在那里，像一本禁书一样不容抗拒。

“爹地，”她庄严地说，“你在干吗？”

在英国，此时正是周日清晨六点。她照例是被曙光照醒，从床上起来直奔起居室，抓起电话就按下左边第一个键。

“亲爱的，我在工作，”他用同样庄严的口吻说道。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她他在睡觉，可一听到她的声音，他便心生内疚，似乎非得说一句谎才能抚平。跟他三岁的女儿对话，常常会让他想起多年来跟各色女人之间的你来我往，他或是无法自圆其说，或是出尔反尔，或是乱找借口，结果总是被看穿。

“你明明在床上，因为你的嗓子沙沙的。”

“我在床上看书呢。你在干吗？你能看见什么？”

他听见她清晰的深呼吸的声音，还有清爽的舌头磕在乳牙上发出的咂巴声，她在琢磨从自己新近学会的词汇网上截取哪一段来回答问题。她也许在沙发边，也许坐在沙发上，沙发面向硕大明亮的窗户和一棵枝繁叶茂的樱桃树，她会看见那碗总能让她来劲的沉甸甸的石子儿，亨利·摩尔的雕塑模型，阳光洒在墙上时呈现的恬淡色彩，以及橡木板长而直的线条。

末了，她说：“你为什么不来我们的房子呀？”

“最最亲爱的，我在几千英里之外呢。”

“你能去就能来啊。”

这话里的逻辑让他一时语塞，等他再开口说很快就会来看她时，她已经冒出一个开心的念头，马上打断了他。“我要去妈咪床上啦。拜拜。”电话挂断了。

别尔德仰面躺倒，闭上眼睛，试着从女儿的视角去想象这个世界。对于时间、时区和物理距离，她还没有正确的概念，而且她认为，那台与她日夜相伴的机器理所当然地具备种种神奇的功能。只要一揿按钮，她就能跟她那位“抽象”的父亲说话了，就好像在一场降神会上与鬼魂，与冥界的幽灵对话。有时她竟能把他的真人唤来，而大部分时间她做不到。当他真的出现时，总是带来一份礼物，那是他傻乎乎地在机场里挑的，通常都不合适——一包十二件已经穿不下的彩虹T恤衫，一只她觉得太孩子气、却不忍心说出来的毛公仔，一套她搞不懂的电子游戏，一盒最后他不得不自己一口气吃掉的酒心巧克力。梅丽莎总想说服他不要再带礼物了——“她想要的是你”——可别尔德这辈子总是用藏在包装纸里的“惊喜”来安抚女孩子，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没有准备什么礼物，他到家时就会觉得自己一丝不挂，暴露在陌生而莫测的需求中，无法弥补自己老是缺席的过失，只能站在某种让他暗自不适的位置上奋力挣扎，最终被迫就范。

尽管只有三岁，但卡特里奥娜是那种认为“考虑到礼物赠予者的感受，有责任当场打开礼物”的人。这样一种新观念是怎样精妙地融入思维的呢？她不想让爸爸因为讨不到她的欢心而失望。那些T恤——她这样安慰他——不会浪费，因为有朝一日可以留给她的小弟弟，就是那个她古怪地认定必然会降临人世的柔嫩的小家伙。她是一个亲切可人、喜欢跟别人打交道的小姑娘，只是敏感得几乎让人受不了。但凡偶然听到话音里的一点转折、一个升调，但凡她觉得那代表着批评或者申斥，她就会惊恐万状，随即泪眼矇眬，然后通常会哭得抽抽搭搭，不那么容易安抚。有时候，她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种思维状态，如同力场一般可以清晰感知，思绪如潮，像大西洋的碎浪般汹涌。对他人如此敏感，虽然遭罪，却也不失为一种天分。她聪明而热诚，风趣而机敏，但她情感脆弱，非但自己容易受伤，也让她父亲很不好过。有一回，他只是说了一句无心的话，稍稍表达出一丁点不耐烦的意思，便弄得她好生难过，逼得她妈妈急忙冲进房间，把孩子抱在怀里。他可不喜欢被人当成一个欺负女人的家伙，他也不适合——真憋屈啊——过那种从早到晚敏感兮兮的生活。

假如他生的是个傻头傻脑、整天打打杀杀的儿子，会不会感觉好点？也许不会。他之所以依恋她——至少，他对她的依恋程度超过世上任何人——是因为她的固执，因为她毫无条件、从不苛责的爱。对卡特里奥娜而言，这很简单。他是她的父亲，她本能地需要他。她明白他的工作是拯救世界，既然“世界”意味着她的母亲、樱草山、舞蹈用品商店和她的游乐场，那么她就为此而无比自豪。梅丽莎说过没必要麻烦爸爸，有什么用呢？卡特里奥娜不许他有任何瑕疵。她不理会，甚至根本就没注意到他又矮又胖，也不算怎么优雅迷人，还长着三重下巴，她爱他，他属于她。她知道这是她的权利。而这正是另一个让他感到内疚的原因，他买礼物来就是为了在他进门时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要光顾着一头扑在他的肚子上，不要在他历经旅途劳顿后刚刚坐定，便爬到他大腿上跟他咬耳朵，倾诉小姑娘的秘密。别尔德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很不习惯跟孩子亲亲抱抱、耳鬓厮磨。而卡特里奥娜就跟她妈妈一样，乐意接受不平等的爱，也没有发觉他其实有所保留。

总而言之，他是个犹疑不定的家长和情人，对于家庭既非全心全意地投入，亦非堂而皇之地抛弃。出于习惯，他一直固守着年轻人的独立观——对于一个将近六十二岁的男人而言，这可不太寻常。一回到伦敦，他通常会先去多赛特广场的公寓，至少住两三晚，直到屋里的尘垢和各种各样的缺陷让他不得不离开。厨房墙壁与天花板相接的那条线上长满了半黄不灰的蘑菇。门外的一条理论上该邻居负责的阴沟开裂，雨水便渗过了砖墙。可是别尔德不想去找楼上那位既好斗又半聋的男人理论，他也不想发动一场大修，那不免要敲敲打打，贴贴补补，弄得鸡飞狗跳。走道里总是黑着灯，不管他换灯泡有多频繁。他一拉开关灯丝就爆掉。在他楼上的浴室里，冷水早就干了。为了刮胡子，他慢慢地打开热水，熟练地赶在水热到可能烫伤他之前结束战斗。如果要洗澡，就必须在浴缸里盛满滚烫的水，花一个钟头左右才能让它凉下来。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需要深入关注才能解决，所以他宁可凑合着过。客卧里搁一只大瓶子盛放渗漏的雨水，一只铁制的鞋泥刮除架卡在冰箱门上使其密闭，一条破破烂烂的、皱巴巴脏兮兮的绳子作为古老的厕所水箱链条的替代品。

不过，对于那条乱糟糟、黏糊糊，自从最后一个清洁女工在六年前离开以后便再没有吸过尘的地毯，他无计可施。还有那一堆堆从未整理过的文件、信函、垃圾邮件和期刊杂志，大大小小、层层嵌套的空盒子，臭烘烘的沙发，抑或那些似乎已经将空气，将一切家具的表面，将所有的杯盘碗盏、床单枕套都凝结起来的污垢。他曾经告诉自己，虽说公寓脏得离谱，但它好歹也算个可以办公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打开了汤姆·奥尔德斯的文件夹，重新激活了自己的人生。若是去樱草山，梅丽莎和卡特里奥娜都喜欢跟他说话，而在这里，他可以摊手摊脚地躺在一团乱麻中，不受干扰地读个够。可是，如今也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因为他的脚踝开始发痒。跳蚤进了家门。若要让此地适合居住，实在要干太多的活，以至于无论单干哪一件都犯不着。为什么要重新装修呢，甚至，为什么要把那些蒙尘纳垢的威士忌和金酒的瓶子拿出来，再把苍蝇和蜘蛛的尸体归拢清理呢？毕竟，他完全可以住到梅丽莎那里去嘛。

而这座小屋，自从多年前他离开帕特丽丝之后，就成了他在到达简朴而明亮、像伊甸园那样一尘不染、清除了所有杂物和种种扰乱心绪的事物的避难所之前必经的中转站，思绪可以在这里自由驰骋，一路飞奔。他环顾公寓四周，因为窗户没人擦洗，所以屋里处处都显得愈发昏暗，处处都是他一部分自我的写照，他最糟糕、最肥胖的自我，没有能力将一个漂亮的计划付诸实施。无论当下是何时，他总是更乐意看书，吃喝，煲电话粥，上网溜达——而不是联络一位电工、管子工或者一家房屋清洁公司，或者整理三英尺厚的文件，或者回复一封汤姆·奥尔德斯的父亲发来的信。正是这样的惰性迫使别尔德在多赛特广场多待了一年，并且最终促成他从房东那里买下了这套房子。

等到他对自己，对这地方，对自己还待在这地方忍无可忍时，他便向西北方向撤退，躲到他的情人和女儿的怀抱中。洗净、熨平的衣服在樱草山等着他，还有运转良好的淋浴设备，一顿美餐，两个姑娘轮番告诉他出了什么新鲜事，善意地调侃他的腰身——梅丽莎管它叫“日渐膨胀的宇宙”——并且求他说说自己在美国沙漠里上下求索、拯救人类、不让他们自我毁灭的历险记。他会给躺在床上的卡特里奥娜念书，这样的时刻——担任朗诵的竟然不是妈妈而是爸爸——总是让她惊诧莫名，以至于她仰面躺着的时候带着某种陶醉的表情，紧紧抓住下巴下面的被子，几乎没怎么听进去。她努力不让自己睡着，怀着心满意足、“唯我独享”的爱仰头凝视手里握着比阿特里克斯·波特（比阿特里克斯·波特（1866—1943），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动物故事插图画家，著有《彼得兔》等。）写的小人书、浑身肌肉松松垮垮的大块头爸爸。他整个都是她的了。那会儿她只喜欢听这些故事，可是别尔德对波特的反乌托邦却不感冒，什么用烫衣板的刺猬呀，穿着马裤的兔子呀，而且他也得奋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有时候，句子说到一半，他的脑袋会突然往前一沉，接着他醒过来，继续用毫无感情的声调念那些玩意，好比说，一只被偷走的胡萝卜。

在得州的酒店房间里，别尔德仍然仰躺着，手里拿着掌上电脑，他口渴，却又累得没法起来找瓶水喝。经过那么远的长途飞行，喝下那么多威士忌，再加上一连二十四小时没睡，这一切都在把他往那张美式大床上推。他感觉到背上和腿上滑过一阵阵虚拟的运动感，那是飞机在平流层的波动中以四分之三音速飞行了一整天之后，在他的身体上留下的记忆。处在这样的状态，他一点欲望都没有，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是想到了梅丽莎。事情是怎样进展的？通常，讲完床头故事之后，他终于能跟她单独待在一起了。终于？现如今，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饥渴难耐了，这也好，他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食品，顺便听听舞蹈用品商店的新闻。经济萧条弄得人们对舞蹈兴味索然。她是个聪明的生意人，三家店都没关，只是削减了商品种类，缩短了开放时间，但没有解雇一个人。那些跳芭蕾的小姑娘倒也跟时代合拍，爱上了黑色，再也没有那么多中年男子跳探戈了，可他们的太太会来觅牛仔帽跳一度过时、现在却又时髦起来的队列舞。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增长点是“真人秀”类的电视舞蹈比赛的兴起。

这样的谈话叫人宽心，尤其在过去那些忙到抓狂的日子——当时洛兹伯格计划即将开始运转。她在聊天，而他就看着她，确信她通过独特、充实而丰富的方式，非但与过去一样美，而且还比他以前所见到的她更幸福。她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母亲的角色。她对卡特里奥娜的态度既温和又放松，像她这样四十岁生日过后三个月才生下独女的母亲，多半会对孩子百般溺爱、控制欲强烈，可她没有。她的幸福是他这辈子都未曾体验过的，他觉得这种幸福让她的某些部分与他渐渐疏离，并且在她周围裹上一层她知道他永远不会费心去穿透的保护罩。如今她有了稀世珍宝，她认为这种私密的快乐犯不着与人分享，反正他也不会懂的。她向来很乐意见到他，她跟他上床的热情一如既往，她鼓励他和卡特里奥娜多多相处，她甚至还挤出时间来熨他的衬衫。他每年拿出两万五千英镑作家用，她说这笔钱绰绰有余。不过他怀疑哪怕没有他的钱，梅丽莎也能过得很好，即便他不在，她也一样幸福。

实际上，当初她怀孕时他们俩争论不休，其间她作过多次承诺，后来果然说到做到。既然她不理会他的堕胎主张，那她也不会向他提出任何要求。那么他这边怎样呢？他反正永远也猜不到自己的“忠实”能达到何种程度，“守节”能守多久。他勾搭上洛兹伯格的一个女人，一位名叫达林恩的女侍应，她住在南部，在那条通往荒废老镇“莎士比亚”的路上的一座房车里。达林恩不怎么漂亮，远远够不上梅丽莎的级别，可话说回来，如今别尔德自己的长相也没多少可取之处了，他走起路来略显蹒跚，下巴愈发层层叠叠，最低的那一层像火鸡喉头下方的肉垂，一摇头就跟着晃晃悠悠。如今他邀请陌生的女人共进晚餐，她们一般先笑笑，再说不。

达林恩身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她说好，而且她有教养，为人风趣，还喜欢跟他一起喝酒。他上次去洛兹伯格时，他们俩在房车里双双喝醉，在某个意乱情迷的时刻，他居然答应娶她。可那会儿她们正在做爱，那只是一种修辞，只是用来表达兴奋的。次日夜晚，为了避免一旦收回承诺而必然出现的局面，他又跟她一起喝得烂醉，这回是在镇子北面的一家酒吧里，他差点又向她起了一次誓。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喜欢她。她是个好伴儿，颇有运动细胞，善于逢场作戏。然而，现在她也想到英国来，这会让他向来乱作一团的生活雪上加霜。

让人惊讶的是：自从卡特里奥娜出生以后，他的“自我”和以前一样完好无损。他的朋友们曾告诉他，他会被震撼，他会被改造，他的价值观将会发生变化。然而，压根没什么改造。卡特里奥娜确实不错，可那都是老一套的玩意。现在他已经步入人生最后一系列充满活力的阶段，他开始懂得，除了偶发意外，生活从不改变。他被欺骗了。他本来一直指望成年之后会有某个时刻降临，某级平台，那时他便会掌握所有处世之道，学会如何简单生活。所有的邮件和电子邮件都得到回复，所有的文件都井井有条，书按照字母顺序搁在书架上，衣服和鞋都保养良好，归置在衣橱里，他所有的物件都待在他能找到的地方，与往昔同在——包括过去的信件和照片，分类归置在盒子和文件夹里，私生活安定而宁静，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也类似。这些年来，这条“解决之道”，这宁静的平台从未出现，而他并没多想，只是继续假设它就躲在下一个转角，到时候他将竭尽全力抵达目标，他的人生将就此变得清晰可鉴，他的思想将可以自由驰骋，他的成熟的自我也能切实呈现。然而，在卡特里奥娜出生后不久，大约就在他遇上达林恩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头一回恍然大悟：哪怕到死的那一天，他也会穿不成对的袜子，有没回复的邮件，在那个被他叫作“家”的陋室里，仍然会有丢了袖扣的衬衫，客厅里仍然会有一盏不亮的灯，还会有没付过的账单、没打扫过的阁楼、死苍蝇、等着回信的朋友，以及他从没给过说法的情人。健忘——这是他最后一个精心组织的词儿——将是他唯一能拿来安慰自己的理由。

他在伦敦的最后一晚——不过是三十个小时之前的事——本来应该是个成熟的时机，促成他与自己的“小家庭”愉快和解。几乎没有什么男人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即便瓦斯科·达伽马（达伽马（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首度开辟由欧洲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本人遭遇这样一场送别仪式，也不会不开心的。起初别尔德兴致很高。梅丽莎搞了一台“专场秀”。就连卡特里奥娜也明白，他此去美国是为了“启动”什么东西，一旦他做到了，那整个世界就得救了。她和母亲穿上派对服装，准备了一顿特殊的傍晚大餐，餐桌中心的饰品是一只卡特里奥娜亲手做的球，球表面覆盖着蓝色的糖霜，还缀着一块块绿斑。那是地球，上面插着一根蜡烛，他一口就吹灭，逗得小姑娘欢天喜地。梅丽莎和卡特里奥娜唱了一首关于小鸭子的歌，别尔德唱了《十个绿瓶子》头几节——唯有这首歌，他才背得出所有的歌词。庆祝活动的大半时间里，女儿的手臂都勾在爸爸的肩膀上。这难道不能算是场狂欢吗？几乎可以算。他忘了关掉掌上电脑，达林恩打来时梅丽莎正在切蛋糕。不由自主地，他接起电话，就在她拉开架势准备说话的时候却异常简洁地说了句“回头打给你”。他知道梅丽莎听到那是个女人的声音，也听出他自己的声音里透着紧张，可她的态度没有一丁点变化，她并没有聪明地压抑住怒火，正好压抑到卡特里奥娜无法觉察、但他能感受到的程度。她迎上他的目光，她冲着他温和地微笑，她给他斟酒，她为他庆祝。

等卡特里奥娜睡下之后，他们终于独处，他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抱起胳膊等着一场好戏。戏总要来的，他们得面对。可她只是踢掉鞋子，挨着他坐下来，吻他，告诉他她会想念他。他们聊别的事，聊旅行安排，聊他的归程，一边聊他的火气一边往上蹿。她在逗他玩，她让他在内疚中煎熬。可是，他为什么要内疚呢？拜托找个人来告诉他为什么。他又不是被她独占的，他们俩的相处方式清晰明白。她用温情和勾引来掩饰嫉妒——他认定——是打错了算盘。她又给他斟了一杯威士忌，身子凑过来，用鼻子蹭他，把舌头伸进他耳朵，一只手插入他双腿间，抚摩他，再次亲吻他。这套骗术真让人忍无可忍。她能感觉到他的性欲并没给激发出来。她怎么能装作根本没有听到达林恩的声音，而她明明知道他知道她知道？

接着，她跟他讲一个关于卡特里奥娜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的并不好笑的故事，他听着听着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念头是那么聪明那么清晰，丝毫不逊色于他曾经有过的任何真知灼见。她根本就没有嫉妒心，她无动于衷，她冷漠无情。对此，只可能有一种解释。

他从她身边挣脱，以尽可能平静的口吻说：“你在跟谁约会吧？”

这是他在无声的愤怒中走出的一步棋。然而，他的另一部分自我，那个滴酒未沾的部分，对她深信不疑。他的问题更像是一种惩罚，而且他顺理成章地以为她会马上否认。

事实上，她深受冒犯。她的嘴唇嘟成一个他觉得颇为可爱的形状，然后惊讶地说：“难道你不是吗？迈克尔，我当然在约会。”

哦，对，这一套。这陈腐的平权之争。公平的游戏场。理性渐变成疯狂，女性主义最后一声愚蠢的喘息。

他迟疑片刻，理清思绪，说：“他叫什么名字？”

她的目光移开，说：“特里。”

“特里？”他狐疑地说。她所有的愚蠢之处都包含在这个白痴名字里了。“特里是干什么的？”

她叹了口气。这话迟早得说出来。“他是个指挥。”

“在公共汽车上？”（在英语里，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和乐队指挥用的是同一个单词conductor。）

“管弦乐队，交响乐。你知道，那些古典玩意。”

可她跟他一样讨厌古典音乐，没啥节奏，她总是这么说，对她来说，它不够热血沸腾，不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够委内瑞拉。她坐在沙发另一头，看起来似乎宁愿自己说的是假话。

他说：“那么特里见过卡特里奥娜了？”

这话惹她发火。带着一种假惺惺的甜蜜，她说：“关于我的事说够啦。让我们来谈谈你吧。来电话的就是她吧，我猜。她叫什么名字？她是干什么的？”

他没理会这问题。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女侍应和她的交响乐团指挥放在一起比。“瞧，梅丽莎，有些事你可做不得。你是我们孩子的母亲……”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迈克尔。你也是我们的那什么的父亲。我有时候真没法相信你能说出这样的屁话来。你瞧……”

她似乎正准备告诉他什么事，可是正巧，卡特里奥娜的哭声从卧室里传来，梅丽莎赶忙去照看她。等她回来时，他已站在房间另一头，身边搁着他的行李。

“那就对了，”她说，“走。滚开。我要把你扔出去。”

“没必要，”他说，拎起包便走。

次日早上，她打电话给身在希斯罗机场的他，告诉他她爱他。他对她说很抱歉昨晚会这样结束，怪他不好。等他抵达达拉斯时他们又开始说话了，这多少弥补了一点裂痕。如今一想起这件事，他就会冒出两种想法。他生气，他嫉妒，他想宣称梅丽莎是他的，把特里的指挥棒塞进他喉咙里。另一方面，这个特里也是他的许可证，他的护照，允许他与亲爱的老达林恩找更多的乐子。他前面还有多少这样的乐子？也许关键就在这里——毕竟他现在的处境完美无缺。可是，接着他想到这个男人躺在梅丽莎的床上，没准儿正在给他的女儿念比阿特里克斯·波特的小人书，于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达林恩，尽快回到伦敦去。然而，该拿达林恩怎么办呢？不可能，在如此疲劳的状态下不可能想清楚这件事，等明天到了洛兹伯格，一切都会变得清晰起来。

他穿着全套衣服在床上跌入梦乡，手里还握着掌上电脑。

走十号州际公路会更快，不过他们宁可上那条僻静的小道——九号公路，它在墨西哥边境线以北绵延几英里，像欧几里得直线一样笔直地从低矮的山丘和奇奇瓦沙漠灌木丛之间穿过。将近正午，气温达到四十四度，并且在继续上升。前方，双车道公路愈来愈窄，隐入一团热气——透过热气看到的周遭景物，无不扭曲变形，烊开的日光映出流畅悦目的海市蜃楼般的幻境，一处处小水塘闪现其间，一俟靠近便蒸发消弭于无形。在这一小时里，他们看到过三辆车，一律是边境巡逻处的白色皮卡。其中一辆经过时，车上的司机还抬起手酷酷地敬了个礼。别尔德开车，哈默弓着腰坐着摆弄笔记本电脑，一边打字，一边喃喃自语：“他妈的他们不……更好……可我还没……试试看道歉，混蛋……”间或，他会向旅伴交代一下来龙去脉。“《纽约时报》取消了……我们本来有两架飞机表演低空编队飞行，不过那位商会派来的一条腿的战斗英雄，那个退役飞行员，上上下下他都认识，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七架。”

别尔德保持以每小时五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驶，控制方向盘的那只手的肘部舒适地靠在便便大腹上。在美国，以颇具贵族气派的优雅速度行驶反而更容易，大功率引擎都不怎么转，几近沉默。这个国家和那些比别处都要长的车辆相得益彰。人们厌倦了那些像赛车，或者像假阳具和仿制导弹那样的汽车。他们在郊外的十字路口停下，用目光彬彬有礼地探讨谁该先走。他们甚至遵守学校附近限速十五英里的规定。他保持着这个让他无须多操心的车速，任SUV车轮碾过褪色的黄线，思绪执着而徒劳地在那个项目周围兜圈子。在操控板上他拥有十七项专利。如果卖掉一万块……像这样在理想条件中将水转换成氢……一升水蕴含的能量是一升汽油的三倍。所以，如果开一辆更小的、配备合适引擎的车，他们这趟行程就能用两升水，也就是满满三酒瓶……他们应该在埃尔帕索买点酒，因为一到洛兹伯格，就没那么多品种可选了……

他的思绪如同车子驶过的英里一般延伸，尽管要见医生，他的心情还是既松弛又快乐。他那自由自在的感觉与万里无云的天——天穹呈现一抹乌青，以及眼前辽远的景致融为一体。八年辛劳的高潮就在眼前。洛兹伯格符合所有英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美国形象——开阔的道路渐渐收窄，向地平线伸展，辽阔的空间，无限的可能性。一路上，尤其是南侧，头顶上黄沙漫漫的斜坡和丘陵表面，有层层叠叠的石头突出，有些高达五英尺，石块之间互相堆叠，达成平衡，隐约呈现着人类的形迹。它们看起来原始而古老，他第一次看见时认为这是阿兹特克人的遗迹，是他们在当地留下的史前石碑。然而，它们其实是那些穿越国境线、踏过几英里的灌木丛与他们的亲友会合的墨西哥移民为了欢呼胜利留下的标记。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边境巡逻监察站。在别处，他们则把皮卡停在那些颇具战略意义的高地上，透过双筒望远镜观察那些干旱的灰绿色牧场。谁能责备那些移民呢？谁不想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这里会有人欢迎一个老外来创办一家革命性的能源工厂，并为此提供慷慨的本地援助和减税优惠，外加军乐队和低空编队飞行表演？这事要搁在利比亚或者埃及可不会那么顺利。

他的这番怡然神游，终被哈默打断。“阿尔布开克（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的一名律师给你发来消息，说他一直在尝试联络你。说他代表一位名叫布拉迪的英国人。想跟你讨论一件与他的客户有关的事。”

“他上星期给我写过信，想约见一次，”别尔德说，“别理他。我不欠布拉迪任何人情。我之所以被英国的那个中心解雇，就是他使的坏。想想我跟你讲过的那个故事。”

哈默坐直身体，重重地往后靠在弹性头垫上。“老看着屏幕，我都要吐了。”他闭着眼睛说，“那律师名叫伯纳德，他明天会飞过来。他得跟你谈谈。你肯定没出什么岔子吧，没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事情？”

“布拉迪就是那种往你脸上踢一脚以后还来求你帮忙的人。别理他。”

哈默的眼睛一直闭着，沉默了一分钟，正当别尔德以为他睡着的时候，他说：“但凡有一个远方的律师不请自来，花着他客户的开销来跟你会面，那估计凶多吉少。”

别尔德没搭茬。有什么可争辩的吗？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搭理布拉迪了。让他去干那些花里胡哨的事情好了，让他自己去打电话好了。他打的算盘一点都不难猜。结识戈尔登的全美可更新能源办公室，为中心拉风险投资，没准还想探听点关于太阳能或者减税优惠的内幕消息。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们穿过哥伦布镇（美国新墨西哥州边境小镇。），当雪松山在视线中陡然出现时，他们又围绕着“铁屑计划”东拉西扯了一通。一切就绪，投资人，船长，船，购买铁屑的优先权。现在只缺一份碳交易计划了。

“这事我们得让奥巴马管管，”哈默说，“我们可以先考虑点别的，不过一旦这事来了，我们得做好准备。”

仪表盘显示车外气温达到华氏一百二十度，他们俩从来没见识过这么热的天。别尔德靠边停下，这样他们就能亲身体验一下究竟热到何种程度。也许，不戴帽子直接从开着冷气的车厢投入如此凶残的酷热中是个错误，要不就是他在方向盘后待了九十分钟之后猛一用力太过突然。正当他走上马路边沿、打算扯开嗓子跟他的朋友说两句闲话时，猛觉一阵晕眩，魂灵倒有一半飞出窍外，膝下阵阵发软。但凡他没及时抓住车门把手，自己就会摔倒在地上了。实际情况是，他晃晃悠悠，几乎绊倒，却还是用肩膀向后靠在汽车上，好不容易才站稳。他费力打开他的后车门，找他的帽子，脉搏亦为之加快。他俯身钻进后座相对凉爽的空气中，摸索着找他的巴拿马草帽，在那里逗留了几秒钟，感觉开始转好。这一幕插曲历时不到十五秒。哈默在车的另一侧，什么也没看见。

两个男人一边离开公路，一边惊叹。热浪催生了某种联动感。它是那么刺耳、粗俗，它高高地凌驾在他们之上，它的重量压在他们的头顶，它从地面上纵身跃起，直撞在他们的脸上。谁会相信一枚光子是没有质量的呢？

“这就是了，”别尔德大声说，举起一只紧握的拳头晃来晃去，好掩饰他这奇怪的转变，同时用自己的嗓音安慰自己，他还跟原来一样。“这就是动力！”

“一切动力的动力！”哈默说，“不过我已经受够了。”

哈默回到车里，坐到驾驶座上，这可真是个解脱，别尔德一边想，一边坐到他身边。他还晕得厉害，开不了车。现在他们车速将近八十，不到半小时便穿过了哈奇塔和普拉亚斯，然后穿过伊达尔戈县金字塔山脉下的州际线，相当于这个州的“靴跟”部位。他们的工地还有约莫一小时车程，位于洛兹伯格远端，随着车越驶越近，他们俩开始吵吵嚷嚷，得意洋洋，这两位不像是年逾六旬、身负重任的老男人，倒更像是赶赴乡村舞会的乡下小子。他们唱起了《得克萨斯黄玫瑰》——在他们会唱的歌里，这一首最像是与新墨西哥有关的欢乐歌谣。长路漫漫，磕磕绊绊，他们曾结伴东奔西走，其间历经艰难，有时可怜巴巴地奔赴中东，有时无聊地穿越美国西南部。有时候因为各自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忙活，他们会分开一阵子，如今，终于，他们即将把自己的秘密，植物的古老秘密，与众人分享，他们将用自己研发的既便宜又干净的可持续能源震惊世界。为了缅怀昔日时光，也因为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他们在“艾尼莫斯交叉口”（原文为Animas Junction，anima源自拉丁文，有“灵魂”的意思，这个有趣的地名多少有点隐喻意味。）向南转，驶入“豹踪咖啡馆”门前尘土飞扬的车位，停在当地县治安官的巡逻车右侧。

哈默将艾尼莫斯当成了一则神话，觉得它是全美国最友善的乡间社区。但凡有哪一天这里出现了人行道，他说，那他就再也不来了。咖啡馆——这是密西西比西部最好的咖啡馆——是座白漆小棚屋，没什么窗户。他们逃开午后的灼热，在门口稍停片刻，好让眼睛适应过来。县治安官和另一个警察就着两杯咖啡在默默开会，统共就他们两个顾客。在“豹踪”，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叫什么，而是店里有什么就叫什么。今天店里供应薄饼和培根。咖啡特别淡，属于美国南方口味。他们等上菜的当口，别尔德拿出了自己的掌上电脑。当天上午在酒店里收到的那些邮件都存在里面，可他还没来得及打开。一打开，他一眼就看到了署名P·巴纳的信，那是他的第五任前妻帕特丽丝，如今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的整形牙医，他几乎和九年前的别尔德一样宠她。她当过一阵子私立学校校长，然后在四年间连生四胎。想当年她一直告诉别尔德她永远不想要孩子。看来只不过是不想要他的孩子罢了。好玩的是，查尔斯也是矮矮胖胖，头发比别尔德还少，年纪比他大两岁。就好像婚姻是一连串反复涂改的草稿似的。

一年前他在摄政公园里迎面撞上她和儿子在一起，一个娇滴滴的五岁大的娃娃，留着女孩似的鬈发。她很友好，而且在他看来，她还是那么漂亮。他们坐在一张长椅上聊了十五分钟。绕了好几个弯子，他设法提出那个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她仍然是个水性杨花的妻子吗？是，她也许算吧，她同样绕了好几个弯子这样暗示，不过他是不会有机会啦——如果他是这个意思的话。

“亲爱的迈克尔，也许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不过万一你不知道，那我应该告诉你，五周前罗德尼出狱了。他试图联络我。他脑子里有各式各样疯狂的念头，我都无法描述。查尔斯的律师去法院拿到了一份禁止令，也就是说他只要打电话或者写信或者进入我们家周围五百码的地盘就会被逮捕。现在我刚刚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去美国找你了。也许他想当面感谢你在庭审中提供了不利于他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想应该先警告你。明天就是期中假，我们会冒着滂沱大雨去设得兰群岛。祝一切都好，帕特丽丝。”

对了，就是卡米诺雷阿尔饭店里说到的那个大个子。这就是英国法律的古怪礼仪之一，表现良好的杀人犯居然能减掉一半刑期。只须在因特网上搜一搜别尔德的名字，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洛兹伯格，进而直抵工地。那会怎样？尽管开着空调，他还是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上嘴唇上渐渐凝聚出汗珠子，胸腔一阵憋闷，进而在喉咙深处牵扯出一种痛楚。薄饼来了，那位和蔼的女士说，每叠有二十片，此外还有一大罐用来往饼上浇的枫叶糖浆，一堆六英寸厚的五花培根，以及淡得不能再淡的浅棕色咖啡。

“真是极乐世界！”哈默说，两只手互相击掌，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里，而这…劲头却已将别尔德抛弃。

他向来都知道这个时刻一定会来，可他已经渐渐习惯于“知道”这一点，而且他总指望着塔平可能会服满刑期，这样时光就会冲淡一切，监狱会让他羸弱不堪，而且，毕竟他的心魔应该是帕特丽丝啊，在庭审中指控他的人明明是她嘛。事实上，别尔德真正的成就，他那用来说服自己的奇思妙想，乃是半心半意地相信，既然塔平生性暴力，既然他已经被判决有罪，投入大牢跟别的罪人混作一堆，难免彼此感染，于是他便真的有了罪，非但如此，他还会对此心知肚明，顺天认命。不管怎么说，别尔德没杀过什么人，他在法庭上的陈述无可争议，物理研究所的证人也完美无缺。岁月荏苒，那些事件，他从北极回到家的那个早晨，已渐渐变得如梦似幻、死无对证、因果紊乱。然而，宛若一道密封岩层般潜伏在这些表象下面的，却是其他种种猜测，不，是确信无疑，而整日忙碌的他对这些却无暇细想。正如别尔德曾经害怕过警察和帕特丽丝会猜疑他——嫉妒的丈夫——谋杀了奥尔德斯，塔平也一定会这么想。还有谁会用他袋子里的工具来陷害他？如此说来，一个被诬陷入狱的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八年来天天在监狱操场上发泄怒火的男人，一旦被释放以后会干出什么来？飞赴达拉斯的廉价航班可有的是。

只要县治安官和他的朋友还在隔壁桌上就座，别尔德就有安全感。即便如此，当咖啡馆的门被人砰的一声推开、撞在门框上时，他还是吓得跳起来，胸口愈发闷得厉害。进来的是闹闹嚷嚷的一群人，四个当地少年，三男一女，都叫了可乐。虽然当着两个警察的面，他们也没怎么收敛。他们互相打招呼的腔调，就像一家人。也许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拿塔平没有办法。他也许就打算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别尔德，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为了终于冤冤相报而满怀病态的自得。世界的这个角落不缺少手枪，买把枪就跟买副渔具一样容易。

“不对胃口么，头儿？”哈默已经把他那叠饼吃完了。“家里有坏消息？”

“没，没，”别尔德不由自主地说，可是他一边这么说，一边看到帕特丽丝的名字下面紧跟着一封标着“急件”的信，来自梅丽莎。“只是有点事情我得处理一下。不过我也不饿。天太热。把我这份吃了吧。”

他把盘子推到对面，于是托比开始吃他的第二十一片薄饼，而别尔德，犹豫了半分钟之后，还是打开了梅丽莎的信。他想，在自己被人杀掉之前，好歹得看一眼。

“迈克尔，给我电话，求求你。我得跟你谈谈那天晚上的事。”

那天晚上？他拼命回忆。然后他记起了特里，那个交响乐情人。她要么是甩掉了特里，要么就是准备嫁给他了。别尔德也拿不定主意，此时此刻，他到底宁愿是哪一个结果。如果是后者，那他倒能躲进达林恩的房车里去了。塔平不会是她的对手。可说不定他会把他们俩都干掉。他没法理清思路，而且眼下他也没有跟梅丽莎敞开心扉、坦诚交流的条件。他永远都不会有这个条件的。他卷动屏幕浏览其余二十七封邮件的发信人——除了一封以外都与工作有关，大半都属于纯粹而崇高的人工光合作用领域。他打开了唯一那封达林恩的信。

“快来！有事告诉你！！！”

他真不该被这些涣散人心的事情烦扰啊。这些事儿将他团团围住，女人，一位阿尔布开克的律师，一个伦敦北部的罪犯，还有他自己身体上的异常细胞，统统合起伙来阻止他向这个世界献礼。这些事没有一件是他的错。人们提到他时，总说他聪明，说他正确，说他是个想做好事的聪明人。这番顾影自怜，让他稍稍安定了一些。他和托比打算跟工程师们碰个头，当天下午再最后巡视一次。接着，别尔德会对着集合起来的团队发表讲话。他们现在应该上车了。不过，开车驶往洛兹伯格就等于奔向塔平。看着哈默的薄饼——毋宁说是看着他吃下那么多浇着枫叶糖浆、顶上还搁着部分烤焦的五花猪肉条的薄饼，别尔德直犯恶心。他嘴里咕哝了一个借口，就穿过咖啡馆直奔男厕所，他相信但凡真的吐一下，他的脑子没准会更清醒一点。他在瓷马桶边微微俯身，站着傻等，活像一个勤勉的侍者。马桶多么洁净闪亮啊，但凡有一点点教人作呕的东西，比方另一个男人的残余粪便构成的巧克力色的阿拉伯式图案，也许就能帮他清空肠胃。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他挺直身子，用一张餐巾纸擦擦额头。他该怎么办呢？如果不肯让自己命悬一线，就会成为歇斯底里的懦夫。他掂量着基本事实——塔平要来见他。那还会有什么好事？哪怕是现在，他也可能正坐在洛兹伯格一带的某家汽车旅馆的床沿上，把枪擦得油光锃亮。显然，他的动机很充分。无论是心理上、逻辑上，还是哪怕经济上，要一个有前科的犯人飞越国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须在美国免签表上的犯罪记录栏上撒谎。但这事谁也料不准。所以傻瓜才会不害怕。理智的做法也许是当即溜走，谦逊礼让，请托比主持开幕式，自己直奔圣保罗，比如，可以去一个他认识的名叫西尔维娅的女人那里，她本人就是个优秀的物理学家，一定会巴不得让他住下。他冲了马桶，慢慢洗完手，试图在回到桌边以前就做出一个决定来。没错，很好，圣保罗，可他不会说葡萄牙语。他又不能在那里待一辈子。他会想念达林恩的。那又该怎么办？

哈默正站起身结账。污迹斑斑的盘子上还剩四片薄饼和一片培根，后者被不太均匀地切分成四份，另外还有一根牙签。装枫叶糖浆的玻璃瓶全空了。这个男人长得这么瘦可真是个奇迹。他说：“我们必须在四十分钟内赶到，路程有四十五英里。快走！”

别尔德想不出说什么好，于是，闷闷不乐地，他跟着他的朋友出门，走进停车场那一片炫目的阳光里，朝他们的车走去。

他们向北驶去，穿过草场，直奔州际公路，两人都一言不发，不过哈默一边开车一边随意用口哨吹出几个音符来，就像是在煞有介事地表演什么前卫作品。别尔德通常善于逃避那些叫人心烦意乱的念头，可是，眼下他情绪低落，不免思虑起自己的健康来，盯着手腕上那块浅棕色的斑——一幅未知领地的地图——发呆。活检做完了。上午尤金·帕克斯医生已经证实，这是黑色素瘤，目前正愈来愈深地侵入周边组织，比他原先预期的要深半毫米。他举荐了一名达拉斯的专家，他明天就能切除它，然后开始放疗。可是别尔德想到洛兹伯格参加开幕式，便跟帕克斯说他事情一办完就会在当月赶回来。帕克斯用他那迷人的、却不带什么感情色彩的口吻，告诉他这样做不够理智。不能再拖了，这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边缘，可能会转移的。

“别老是否认，”帕克斯说，似乎是在引用他们以前聊起气候变化时说过的话，“这事不会因为你不希望它发生或者不去想它，就会自动消失的。”

坏消息还不止这一条，不过别的问题早就耳熟能详。当时别尔德把腰部以上的衣服全脱了，检查完以后再恨恨地扣上衬衫扣子。诊疗室在埃尔帕索市中心一栋大厦的二十楼，别尔德记得母亲就死在医院的同一层。帕克斯的祖上来自圣基茨岛（圣基茨岛又称作圣克里斯托弗岛，是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屿，东岸面临大西洋。它与尼维斯岛共同构成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呼吸里带点薄荷味，长着一张睿智的、看起来像银黑色旧皮革的面孔。他的脑袋像乌龟一样从肩膀上探出来，别尔德只要一开口，他就善意地拼命点头。他和别尔德同龄，不过比他高几英寸，而且通过游泳保持住了体形——据他说，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六点至七点之间，他会赶在接待第一位病人之前去游泳。别尔德无法想象在这样早就把自己弄得湿漉漉的，甚至没法想象能在这时醒过来，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与这种令人自豪的壮举匹敌，永远也做不到以便利与舒适为代价，换取体重指数的降低。

说真的，当时医生倒是没有长篇大论、道德说教，可他聊以“弥补”的却是某种漫不经心、侮慢无礼的坦率。每讲一个例子，每讲一种迫近的身体灾难，那睿智的“乌龟脑袋”就往前伸一点，同时拿一支铅笔轻轻拍打自己的手掌。没有人，他说，哪怕是别尔德自己，会乐意带着像别尔德这样的身体满世界跑。他超重六十五磅，相当于一名作战步兵满负荷背包的重量。由于超重，他的膝盖和脚踝肿胀，得骨关节炎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的肝脏肿大，血压进一步升高，罹患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危险增大。即便以英国标准衡量，他那糟糕的胆固醇指数也已经过高。他显然有呼吸障碍，而且颇有机会罹患糖尿病，前列腺癌、肾癌及血栓症的可能性也日渐增加。他唯一走运的地方——别尔德注意到，这是“走运”而不是“美德”——乃是他并未吸烟成瘾，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医生的头和肩被一扇朝南的平板玻璃窗框进画面，背景是一方耀眼的、薄雾缭绕的白色天空，教人想起上午是多么闷热难耐。时不时地，一架飞机从天上滑过，绕着城市盘旋，最后降落在东侧。河那边是胡亚雷斯，现如今它成了“世界谋杀之都”，贩毒的匪帮为了抢地盘动辄火并，一路屠杀士兵、法官、警察和市政官员。如今墨西哥的企业联盟纷纷雇佣失业的得克萨斯青少年打打杀杀。显然，就算没有迈克尔·别尔德，生活也照样会向前推进。他听着帕克斯一一列举他可能遭遇的未来景象，决定不提最近开始在他身上发作的一种颇具古典气质的症状——胸口会不时窒闷。但凡说了这个，他就会显得人更傻、命更糟。他也没法承认，他并没有很当回事，并未因此而吃少喝少，至于锻炼身体，那压根就是幻想。他无法指挥自己的身体从事锻炼，他毫无动力。他宁可死，也不愿意慢跑或者在一所教堂的门厅里，和其他穿着田径服的游手好闲的家伙一起跟着时髦音乐蹦蹦跳跳。

别尔德含糊其辞地承诺在当月赶回，帕克斯医生便趁势要他把日期定下来。二十三号周二，或二十五号周四，他一定得挑一个。别尔德颇为踌躇，而帕克斯一再坚持，就好像无拘无束的癌细胞即将在他自己的血液中随波逐流、上下穿越，寻找一个新地方——比如附近的一处淋巴结，安家建房。别尔德选了后一个日子，他知道自己到时候可以给帕克斯的秘书打电话，取消约定且不受责难。

眼下，正当哈默停下难听的口哨、放慢车速、穿过精致小巧的棉花城之时，达拉斯那家偏僻诊室的吸引力显得愈来愈大。可是别尔德知道他没有力气逃跑。明天的种种安排，冲量十足，气势如虹（在这里，作者又使用了一个物理术语momentum，既解释为动量、总冲量，又能引申成动力、气势，在这部以科学家为主人公的小说里，用词处处可见这样的特点。），令他无从阻断，在他如此渴望当众凯旋的节骨眼上，他做不到；翌日黄昏，小小的洛兹伯格，连同它的满城霓虹灯、美式汉堡餐厅和数量充足的空调设备，将在名义上达到“碳中立”，代表着全世界觊觎对象的美国文明将能继续前行，免除“过热”之虞。八年一路走来，从缓慢甄别、解读奥尔德斯的文件夹，到埋头于实验室，再完善，突破，勾勒草图，田野试验，这一切必须有个了结。最后一幕是领受喝彩。塔平想干出最可怕的事儿，那就来吧。

别尔德随意拨弄收音机，想听到即时新闻，新闻还真来了，那是一个轻松活泼的访谈，接受采访的是哈默公关团队里的人，解释阳光和水将率先为洛兹伯格供电，然后，有朝一日，泽被举世苍生。

哈默嚷起来：“说得漂亮！我把这妞儿培训得不错！”

他和别尔德从来不承认，哪怕私下里相互之间也不承认，他们其实压根就不是真的“为整个洛兹伯格供电”。他们会将约等于这座小城年均用电量的度数卖给一家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而他们这家革命性工厂生产的电子将会默默无闻地混迹于别的电子中。

“我们都会在那里，”播音员说，“在九十号高速公路上，七十号以东三英里。明天下午六点请加入我们的行列，亮灯倒计时，届时洛兹伯格将领世界风气之先！”

他们随即向东行驶，直奔州际公路，然后陡然北转，绕城行驶几英里后右转到银城。几分钟后，地势略略升高，正好让他们看到工地。最近几个月里，别尔德见过它好多次，一切各就各位，经过起初的磕磕碰碰，试运转渐趋顺畅。不过，今天下午他还是觉得有那么点自豪感油然而生。哈默感觉到了这情绪，便放慢车速。

“嘿，伙计，”他说，为了掩饰自己强烈的情感，他拙劣地学起伦敦土腔来，“此情此景，难道没有让你的内心深处生出丝丝暖意？”

二十三面硕大、斜置的操控板在炽烈的阳光下呈现一种单调的光泽。一团管子和阀门为它们供料。操控板后面是用来储存压缩氢气和压缩氧气的储存塔，边上则是存放燃料电池发电机和催化剂的煤渣屋。新电线杆上的高压线一直通往距离最近、年深岁久的木制电缆塔，这些电缆塔摇摇欲坠，连续分布在这大片的半荒漠地区。储存塔对面是一座建在深水源之上的泵站，再远些则是一栋线条利落的砖房，专门安置电脑。

新亮相的是那几百号人，建筑工人，供应商，音响技师，都在神气活现地忙忙碌碌，成千上万面星条旗或是插在操控板周围（原本应该设置防护栏的区域）的电线杆上，或是围成三角形在硕大的浅灰色帐篷顶及其绳缆上迎风招展，或是竖在摄影棚周围，遍布于这新近被推土机整饬过、即将迎来军乐队的半亩地，或是巧妙地折叠成低垂的横幅，悬在专供本地贵宾端坐的露天看台上，或是沿着那条被快餐和冷饮摊档占据的街道排列，然后右转，铺陈在一条更华美、散布着流动厕所的街道上，同时也环绕于停车场周围，后者至少停放着百余（而非通常的十余）车辆，另有足够的空间可供数千进驻。没有一面米字旗来表彰他本人，别尔德郁闷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可是这个项目的发明者和倡导者啊。可他什么也没说，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边上，在另一处清除了植被也没有旗子装饰的空地上，停着转播车和圆盘式卫星天线。几百码之外的灌木丛里，地势略略抬高，与高速公路平行，那里竖着一块尚未点亮的霓虹灯牌，上书“洛兹伯格！”，其字体是在向那个著名的好莱坞地标致敬，除了惊叹号以外所有的字母都已经竖立起来，眼下，就连这个高达三十英尺的标点也正在被戴着安全帽的男人用绳子拉直。

他们一转弯离开这条马路，拐上一条煤渣道，从一方麇集着更多星条旗的舞台下驶过，一阵油炸香味飘来，遇到汽车空调便凉下来，随即充溢车厢，挠得他们的鼻子直发痒。

别尔德说：“托比，你是个天才！”

哈默庄严地点头承认：“我喜欢把人和物件攒在一起。不过，迈克尔，这是你的发明。天才是你。”

别尔德此刻终于平静下来，点头回应。友谊嘛，就该这样。

在他们泊车的当口，居然就有穿T恤衫戴棒球帽——有的还攥着写字板——的男人，穿过一团尘雾匆匆向他们走来。这是哈默的团队，或者是其中一部分，包括工程师、研究水力学和计算机的专家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别尔德完成了理论工作，设计并督导了实验，可是其余的部分，什么按比例缩放啦，画草图啦，大规模生产流程设计啦，实际工厂布局及建设啦，管阀及其在软件中如何体现啦，这些可不关他的事。他了解原则，他拥有专利，可他无法描述整个工地的细枝末节。在这开阔的旷野上，他是一位名人，几乎是一则传奇，人人都报以得体的敬意，拿出美国人无与伦比的亲热劲以示礼貌，可是谁也不会需要他来视察一条管沟或者判定下属的职责范围。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的“全美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已经检验过模型，并确认他设计的流程运转高效。其余的部分就留给这群友好的干实际工作的人，他们正等着托比·哈默，而哈默本人对技术问题或者基本原则一无所知，但他对于细节处理、工作协调和人事管理很有天分。

所以，眼下，当他们俩从车上下来、忙着握一轮手、拍一轮背时，别尔德已经准备溜之大吉了。灼热的空气放大了烹饪香味，那是从摊档上飘到停车场来的，是肉在木柴上炙烤的香气。那条关于塔平的消息毁了他的早午餐，而他只有沿着这条“沙漠临时大道”逛上一段、精挑细选以后，才能将涣散的心思凝聚起来。托比自己有一辆皮卡停在工地，所以他把这辆车的钥匙交还给别尔德，然后跟他那伙人一起穿过停车场，直奔大部队。

斟酌了将近五分钟以后，别尔德独自坐在浓荫下的一张搁板桌边，桌上有一纸碟得克萨斯风味的烤鸡胸肉，外加三根硕大的腌黄瓜，一堆番茄色拉和一只装满生啤的小蜡纸桶。以能源生产的通行标准衡量，洛兹伯格人工光合作用工厂——工程师们将其简称为LAPP——微不足道，不过是一只玩具，几乎只能算模型。然而，当他坐在这里，当烤鸡肉的蓝色烟雾从隔壁的摊档上飘来，掠过他身边，安在电线杆上的扬声器播放着乡村音乐，厨子们开心地嚷嚷，互相转告有二十四个负责将“洛兹伯格！”灯牌竖起来的工人正一路过来，要吃牛后腿肉排时，他觉得自己就在全世界的中心。味道真好——这话指食品，也指能待在这个舒心惬意且无人打扰的地方，待在美国中部这个寂寂无名的角落里，心里一清二楚：这喧嚷景象，这建筑，这些数字媒体，即将到来的战斗机和军乐队，这场迫在眉睫的工业革命，凡此种种，在这荒漠、孤城和干草中出现的一切都要追溯到八年前，五千英里之外的一个地下室里，这一切都是那时他躺在脏沙发上构想出来的。

他的牙刚咬住第四片肥美多汁的鸡胸肉，就发生了一件从他毕业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而且即便在念书时也觉得特别烦人的事儿。他感觉到背后有人，还来不及转身，一双温热的手就捂住了他的眼睛，紧紧按住他的脑袋，让他没法动弹，他耳边响起一声低语：“猜猜是谁？”

那人左手的一只手指很别扭地压在他眼睛的“北半球”上，他不敢挣扎，他的舌头上堆满了肉，一时间惊慌失措，压根吞不下去。不过，他好歹还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出来：“塔平？”

“她是你的中国妞儿吗？”那人放开他时响起开心的笑声。

达林恩，毫无疑问，他的怒气烟消云散，费力地站起身，飞快地咀嚼，好让嘴巴空出来，同时将她揽在怀里。谁能不爱达林恩呢？她是个古道热肠、体重超标的内布拉斯加女人，她端了一辈子盘子，结过三次婚，有四个已经长大成人、看起来很喜欢或者很需要她的孩子——因为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十二年前她发现了新墨西哥这么个好地方，就改掉了原名珍妮特。如今，在跟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卡车司机在本城南侧的房车里同居了六年之后，她会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然后就把他给赶了出去。

现在她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迈克尔·别尔德身上。他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她就告诉他，他是她第一个比自己年长的男人。紧接着，她又更正，说应该是她第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大截的男人。他不愿意去想，她自己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像他一样变得越来越窄。毕竟，他也算是本地的英雄人物，在东二街接受过商会的表彰，感谢他给小城带来了工作机会。他可不是什么蹩脚货色。至于她，毫无疑问，满足了别尔德关于“美好的草根生活”的陈年旧梦。用那种被美国人颇具涵养地称之为“阶级属性”的方式，她张开嘴，口香糖从早到晚嚼个没完，哪怕说话时也不例外，只有亲他的时候才会停一停。她从来不读书不看报，连杂志也不翻，从来不去教堂，像别尔德一样讨厌健康食品，当她往盘子上浇汁时，喜欢念叨罗纳德·里根的那句名言：番茄酱是一种蔬菜。她没有宗教信仰，这让别尔德很失望。这可不符合这类人的典型特征。可她为人很靠谱。她连无神论者都不是，她说，她连否认上帝存在的兴趣都没有。他压根就过时了。

他们的初次相逢，是因为某天下午，别尔德参加某场会议之前有大把时间需要打发，便开车驶出洛兹伯格城外，拐上那条通往荒废老镇“莎士比亚”的小路，彼时他略感无聊，再加上春暖花开、心旌荡漾，免不了要沿着古老的主街闲逛一气，从老酒吧踱到旧杂货商店，再转悠到老斯特拉福德饭店，后者正是“比利小子”（即BILLY THE KID，真名为威廉·邦尼（William Bonney），1860年出生在美国西部。据说，他14岁成为孤儿，17岁就杀人，之后终其一生都是亡命之徒，谋杀了21个人，22岁时遭警察派特·加勒特击杀。）洗过盘子的地方。别尔德正要离开，突然在停车场撞上达林恩。她那天出门是来帮朋友妮基一把的，后者正在应征导游职位，却被告知既缺乏自信，知识水准也不够格。她靠在达林恩的胳膊上哭泣，而别尔德则旋即进入“猎艳”状态，脚下闲庭信步，嘴上和蔼可亲，问她们自己是否帮得上忙。达林恩将朋友遭到无情拒绝的事情一一道来，而妮基总想插嘴。她瘦骨嶙峋，一脸雀斑，留着板寸头，说话结结巴巴，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哪怕在哭哭啼啼的时候都巴不得吸两口，别尔德寻思，他本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雇她的。可是，好多天以来，她已经是第三次求职失败了，所以他们回到达林恩的房车，喝了一下午啤酒和威士忌以示抚慰，妮基还拿出可卡因和大麻，但他和达林恩都不肯抽。为了跟达林恩套近乎，他答应在工地给妮基找点活儿干（他确实找到了，但两天以后哈默就把她给解雇了），等到她离开去看自己的孩子，别尔德就和达林恩在隔壁墙上有橡木饰板的卧室里做爱。

他只要到洛兹伯格来，就会去看她。他们喜欢第四大街上的一家酒吧，有时候他们在假日酒店中他开的房间里幽会，可大部分时间他们喜欢待在她的房车里，她总是把那里拾掇得干干净净。房车后面有个小院子，那里面种着两棵柠檬树，她像对待孩子那样照料它们，这两棵树的大小刚好够在傍晚时分给一对坐下喝几杯的情侣制造一点树荫。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下肚——她跟别尔德一样，都好这一口——她会不时朗声大笑，等喝到三四杯以后，她就乐意走进屋里——伴随着空调机释放着的清凉律动和嘎嘎作响——做爱。对别尔德而言，这场韵事是意外的“枯木逢春”，它带来尖锐的快感，很像他记得自己二十多岁时体验到的那种近乎神魂颠倒的煎熬。回想他上一次在高潮来临时像个疯子一样情不自禁地大叫大嚷，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他以前压根就不会相信，自己居然能从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身上得到这样的“终极感官体验”，这个女人的身体就跟他自己的身体一样松弛、疲倦、臃肿，遍布着曲张的静脉。他估计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的癫狂了，所以他将她视若珍宝。就在他从埃尔帕索或者达拉斯的机场里买下礼物送给梅丽莎和卡特里奥娜的同时，他反过来从希斯罗机场拖走大包小包，送给达林恩。在另一座小城，另一个国家，她没准会被当成一个吵吵闹闹的酒鬼。在洛兹伯格，她人缘很好，能帮得上别人的忙，因为她的缘故，他对这座小城越来越敬重。除了在傍晚到“露露餐车”里做女招待以外，她还在一家小学里当志愿者，打扫教室，替孩子们擦破的膝盖清理伤口。每年有两周，她会去基拉山庄，替一个为自闭症儿童举办的夏令营当义工，干点杂活。极其偶然地，一年最多两三回，她会醉得不省人事，横在夜晚的人行道上，被一个邻居或者一名巡警发现，把她送回到房车上的家。

严格地说，关于他在英国的生活，他并没有对她撒谎，但也没有和盘托出。她知道他有过五个老婆，她听到那些在多赛特广场上臭烘烘的公寓房里发生的故事就直嚷嚷，说但凡他给她机会，她一定要帮他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可他绝口不提他在樱草山有个女朋友，还有个小孩。达林恩想跟他去英国，而他既不想说“不”来刺激她对这项计划的兴趣，也不能说“好”而让自己的生活愈发复杂，只能含糊支应。十八个月过去了，事情循着常轨运行。最尖锐的快感和新意已经磨钝，缓慢地，轻微地踩着退却的步伐恢复原状。与此同时，她却越来越频繁地想到将来，“他们在一起”的将来，这真是个叫人尴尬的话题啊，因为工厂必将开始运转，届时他就再也不必来洛兹伯格了，他也许会跑到西南部去创业，也许会沿着大洋收集铁屑，直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也可能会满世界兜售专利赚点钱。不过，即便这样“劈腿”是个问题，别尔德也宁愿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在新墨西哥州的热浪与浓荫中，他们是如此从容而亲密，轻易就能把那点小问题束之高阁。历史屡屡向他证明，船到桥头自然直。

所以，现在看到她，真是件开心的事，他跑到烧烤摊边，替她拿来一大份肉排、土豆沙拉和番茄酱，外加一桶与他分量相当的啤酒，然后与她双双坐下，在教人感伤的喧嚣声中，在立式电吉他囫囵不清地演奏着的乡村音乐中，他们聊起各自的新闻来。他们坐得很近，彼此亲密无间，他告诉她大西洋彼岸那个小小的、古老的王国出了什么新鲜事儿：根据近日流言，饱受压榨的老百姓已经被赋税搜刮得囊空如洗，税款交给统治阶级，供他们清洁护城河，修筑仆佣房，购买电气熨裤架，雇人拍摄色情电影。如今，肮脏的城市中烟雾笼罩的卵石巷道上，瘟疫蔓延的村庄里，革命的暗流在蠢蠢欲动。她则跟他说起妮基又回到戒酒协会，她在那里第四次皈依耶稣，已经有二十四天没碰过毒品和酒了——尽管并未戒烟，在药房的工作也保住了——尽管比较勉强。

达林恩吃完她那份，抬起沉重的胳膊揽住他肩膀，亲亲他的脸颊。“可是，亲爱的，最大的新闻就是你啊。洛兹伯格昨晚上了NBC，昨天CNN还跑到主街上，就在埃克松车站边上拍，人人都在说明天的事。我真替你骄傲！”

她凝视着他，这表情他前所未见，颇有沾沾自喜、母性盎然的占有欲，让他隐隐担忧起来。不过，他不想让这一刻，也不想让那个更为盛大壮观的时刻受到任何干扰。于是他亲亲她，他们又喝了另一种啤酒，分享巧克力乳脂薄荷冰淇淋。然后，他们站起来，再度亲吻拥抱，他对她说再过一小时会来看她。他得去完成一项任务。

他穿过繁忙的工地，直奔操控站，全体人员都在那里等着，蜂拥在操控台边上，聆听他发表致谢词，他从伦敦飞来的路上已经打好了腹稿。哈默庄严地站在他身边，双臂交叉，活像一名夜总会保镖。门外不知何处传来小号和一支短笛的声音，还有人在砰砰地敲响一只低音鼓。军乐队——也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已经来排练了。

这个团队已经铸造了奇迹，别尔德一开口就端出适用于集会训诫的淡定口吻，说一切起初只是一个梦，接着，梦汇成川流不息的疯狂计算，继而是一段通过实验来推进的探险，再是一整套设计图纸，直到如今，一项实实在在的工程赫然出现在沙漠里。他们建造的这一切在世上独此一家，除此之外只有少数几家竞争者的实验室在开展某些相关的工作台实验。不过，发现和发展的过程要比单单这项工程伟大得多，尽管后者确实蔚为壮观。水首次被分解成氢和氧是在1789年，首次讨论燃料电池的标准则是在1839年。不计其数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致力于继续阐明光合作用的机理。爱因斯坦的光生伏打以及量子力学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化学、新材料科学、蛋白质合成，事实上，整个科学界都做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贡献，现在他们几乎都能将这场凯旋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此外，它还有一层远比上述说法更为恢弘的意义。这里人人都知道，在这横亘数十亿年的最伟大的体系中，通过自我调控的生命形式摄取、转化阳光并将水分解的过程，为大气层制造了氧分，同时也成为进化的发动机。这一点给了他们灵感，他们努力将这套程序拆分后一一仿制。

别尔德深吸一口，肺里顿时充满气体，接着他以一声响亮的叹息将其彻底清空，同时摊开手掌，做了个手势表达自己有多么卑微多么谦逊。

“所以说，我根本就不能替自己表什么功。像牛顿一样，我站在巨人，几百个巨人的肩膀上，我卑微如奴仆般全盘照搬大自然。幸运的是，我的合论帮助我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尽管这扇门一直都开着一道缝。我看到，全宇宙共有的元素——氢，能通过以某种方式模仿光合作用来廉价、高效、大量地生产，从而为我们的文明提供能量，正如，作为全球首要生物能源，这套漂亮的程序为整个地球上的生命都提供了能量。所以，如今我们将拥有洁净的能量，用之不尽，取之不竭，我们将能从灾难性的、自我毁灭的‘全球变暖’边缘抽身而退。有人声称我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我那么这些事就不会发生。哦，谁知道呢？我只能说，能想出这些主意来，得算我运气好；能在历史长河中碰上合适的时间，正巧满足紧迫的需求，并站在合适的地点，我真够幸运的。我的作用纯属简单的必然。重点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每个人的作用都举足轻重，每一个你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的的确确，能跟你们一起工作，并且对你们的专业技能愈来愈敬重，我深感荣幸。而且，你们应该知道，我的一切成就，我们的一切成就都要感谢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这位精力过人的家伙，托比·哈默！”

在掌声与欢呼声中，别尔德一把握住托比的手腕，因为冲得太猛，指甲在美国人皮肤上划了一道，他将托比的胳膊从他胸口上拽下来，然后举起来，全然是一副拳击台上的架势。

哈默没有笑，只是冲着声浪骤然加强的欢呼点头致意。人们在喊：“讲两句，讲两句！”他却紧闭双唇不肯说话，于是会议便渐渐散去。

屋里剩下几个似乎想跟别尔德说话的人，哈默摇摇头，默默地向他们示意到门外去，他们犹豫了一会，便鱼贯而出，这下两个朋友终于单独相处了。别尔德在一张操控台边坐下，盯着一个展示着三幅呈下降趋势的曲线图的屏幕。这些图没有名称，不过他猜它们描述的是催化剂的调控状况。

“出什么事了，托比？”

“我现在还吃不准。”

“还在担心不会变暖吗？奥拉格兰德（加州南部地名，位于沙漠中。）一带今天的气温都快创纪录啦。”

哈默没笑。他斜靠在门口的墙壁上，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目光越过别尔德的脑袋。最后他说：“那个叫伯纳德的家伙。从阿尔布开克来的律师，代表英国的布拉迪和‘中心’。他正在往这里赶。我说除非他告诉我他要什么，我才会见他。结果他说了。”

托比大声清清嗓子，从门口走过来，往别尔德身边一站。他将一只手搭在英国人的肩膀上。

“迈克尔，关于这个项目，有没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但并不知道的？”

“当然没有。怎么啦？”

“他们在申请取消你的专利。”

“布拉迪？”

“嗯。”

别尔德颓然靠在操控台上过了好几秒，皱起眉头努力回忆他那些灰色的英国往事。他想起混凝土柱子，想起高速公路旁的啤酒厂，想起临时棚屋之间的烂泥，想起堆满了愚蠢梦想的代用桌。这感觉就好像是他在回忆自己出生前的某种生活，彼时恐龙还占着自己的地盘，远古的沼泽上笼罩着厚厚的雾。此时此刻，随着那些雾渐渐散开，他终能窥见端倪。他怎么会没预料到呢？布拉迪确实会用这种方式来染指方兴未艾的美国可再生能源前景，他不会乞求什么建议或者人脉，而是会用昂贵的法律诉讼给他颜色看。此举旨在威胁，意欲抢劫。他指望的是庭外和解，好在未来的项目中分一杯羹。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啊。

别尔德突然站起身，劲也来了，气也足了，连同时发作的一阵头晕都没顾上，他拍拍哈默的胸口，像是打算把他头脑中某个出了错的构造纠正过来似的。

“听着，托比。我以前见过这种拿名人和专利权开刀的诡计。布拉迪以为，或者说他假装以为，我是在中心就职期间从事光合作用研究的，因而他们有权从中获利。可我是直到在帝国理工学院里立项才开始的，而那时布拉迪已经把我给解雇了。更何况，按照我当时受雇的条件，我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我是说，我每周只去一次。我家里还保存着旧合同。我会拿给你看的。”

“这事会把我们的节奏拖慢的。”哈默低声说，他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别尔德说：“只要他们看到那些日期，解雇我的日期，还有我的合同，他们就会恨不得找个借口赶紧撤啦。我们可以反诉，告他们骚扰、诽谤，随便什么都行。中心的钱可没我们那么多。他们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研发一台荒唐的风力涡轮机上。那是个公共大丑闻。那里的资金捉襟见肘。”

别尔德注意到他的同事开始放松了。打官司的对手是个穷光蛋，这一点颇让人振奋。

“迈克尔，向我保证，没有什么暗礁，没有叫人震惊的事儿，你什么都没有隐瞒。”

“我保证。布拉迪是个该死的机会主义者。我们会在他背后踢上一脚，踹过格兰德河（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河。）去。”

“十五分钟后伯纳德会来。”

别尔德故意一边看表一边皱眉。他惦记着要跟达林恩春风一度。只有完事了他才能面对律师。

“我在城里有个约会。不过他可以在今天傍晚到假日酒店来找我，要不就到马路对面的饭店里。”

别尔德朝门口走去，哈默已经低下头在笔记本电脑上写邮件了，看起来简直都没注意到他的朋友已经离开。一切恢复正常。

真来劲啊——从控制室冷飕飕的房间里出来，钻进向晚时分干燥的热气中，闪闪荧光换做金色夕阳，服务器的嗡嗡低鸣变成筹备庆典的嘈杂喧嚣，还有两套音响系统各顾各地在工地两处播放乡村音乐，与军乐队的排练和一支冲击钻的呼啸争锋匹敌，分外刺耳。别尔德之所以蠢蠢欲动，并非只是因为马上就要冲进城里见达林恩。布拉迪既拙劣又不公的指控让他火冒三丈，随即精神为之一振。他们让这个项目愈发显得价值连城。这个虚伪的、在他职业生涯坠落谷底时落井下石的朋友，如今想要从他的荣耀中分点儿残羹。是可忍孰不可忍，琢磨琢磨这件事倒很好玩。穿过忙乱的现场时，别尔德的步子异乎寻常地轻快。经过一个出售爱国纪念品的摊档时，他慢下来。他可以想象，如果买一面小小的星条旗插在棍子上，怀着孩子气的恶意拿到布拉迪鼻子底下晃一晃，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不过算了吧。就让他抱着他那个蹩脚的涡轮机，关在潮湿灰暗的南英格兰慢慢腐烂去吧。

赶达林恩的约早了二十分钟，所以他直奔阅兵场，听军乐队打击乐器清脆的震音和号角的奏鸣。有二十来个神情疲惫的男人，其中小伙子并不多，他们跟指挥一起站在光秃秃的、经过平整的广场一角的遮阳篷底下。南侧，工人们已经竖起了一溜斜角陡峭的露天看台，那是达官贵人和新闻媒体的专座。再一次，他想到托比·哈默只靠电子邮件来来回回就干成了那么多事，真让他叹为观止。别尔德绕着场子走，而音乐家们在排练，只有几个音符晃晃悠悠地跑了调，这是一组“披头士”的串烧曲，他猜想这应该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军乐队，顶多是当地热心人攒起来的某种“预备役”组织。那个乐队指挥的白色指挥棒让他恨恨地想到梅丽莎的情人。伦敦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还欠她一个电话。可现在不是时候。

和着《黄色潜水艇》趾高气扬的调子，他向着搭建在灌木丛和矮棕榈（即palmilla，皂树丝兰（soaptree yucca）的别称，一种在新墨西哥州一带常见的植物，状如粗矮的棕榈树。）上方的露天看台走过去。有个人独自坐在看台正中，别尔德一眼就看出这一位也是个英国人。露馅的究竟是香烟，还是他耸起一副窄窄的肩膀的样子，抑或是灰色短袜黑色皮鞋外加不戴帽子和墨镜的做派？这男人的脚边搁着一台牵引式刮土机，他弓起背探身向前，一只手托着下巴，他并没有盯着乐队看，视线越过他们，投往基拉山庄的方向。罗德尼·塔平，没错。他的老朋友，长路迢迢赶来跟他算账。别尔德乍一认清，大惊失色，随后又犹豫了几分钟，还是决定过去见他，他相信，凭着自己的意愿在公众场合正面遭遇，总比猝不及防好。达林恩蒙在他眼睛上的那双手是一个警告。

看台陡得莫名其妙，他走到中间那排时稍稍歇息片刻，然后侧着身子沿着座位向他那位伙计走过去。为了摆酷，塔平装作既没注意也不关心别尔德的到来，他继续一边抽烟一边直盯着前方，即便当别尔德在他身边坐下时，也不动声色。塔平得等到气定神闲以后，才肯让自己开口说话，连转身致意都没有。某些电影里，那种攸关大局的会面就是这样表现的，塔平应该有时间看过几部。八年来，他似乎没有在监狱的健身房里浪费太多时间。铁窗生涯萎缩了他的身板。他的胳膊和腿都瘦了，装修工那骄傲的、曾经在腰带上方直晃悠的大肚皮如今成了一个小罐子。就连他的脑袋看起来也小了一圈，面孔与其说像田鼠，不如说像家鼠，那些关于绷紧的鼻孔、强烈的好奇心之类的旧日印象，一律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动的机警，在暮色中，也许很容易让人以为那是冷静。不过，在金色的新墨西哥的下午，他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危害的可怜虫，一个十足贪婪地吸着烟的流浪汉，几乎与当初那个扇他耳光的男子判若两人。别尔德只觉得精神一振，心里一松。这可怜的家伙伤害不了他。

沉默变得越来越荒诞。别尔德开口了，语气轻松得像是在对一个笨拙而任性的雇员。“哦，塔平先生。他们放你出来了。你大老远跑来干吗？”

他终于转过身来，用食指和拇指掐灭烟头。他眼白的角落上都是很不健康的蛋黄色的斑点。它们是通往鼻梁和脸颊的毛细血管破裂后留下的痕迹。他一张嘴就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空洞，狱中的牙医也没替他补。

“我想，只要我一直坐在这里，你总会看见我的。”

“哦？”

“别尔德先生，我得跟你谈谈，跟你说点事儿，提点问题。”

别尔德的恐惧略有回升。他一直在注意塔平的手，注意他脚边的包。“好吧。可我没多少时间。”

在他们下面，乐队还在没心没肺地继续演奏那支串烧曲。《昨天》的最后几个和弦渐渐消失，转成轻快活泼的、用严格的进行曲节奏演绎的《你只需要爱》。很难相信，曾有数百万人为了这样呆头呆脑的小调而又是尖叫，又是乱拽自己的头发。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首先，我根本没杀过托马斯·奥尔德斯。”

“我记得你在法庭上说过这话。”

“你不相信我没关系。没人相信我。我不在乎，因为事实是，但凡我有一星半点机会，我确实会杀掉他。事情就是这样。我跟帕特丽丝说，只要她能找到机会，而且自己不受伤害，那就干掉他。而且我跟她发过誓，但凡到那一步，我会认下来的。她什么也没说，可她肯定是在我那里转悠的时候拿了我的一把锤子，等他在沙发上睡着的时候下的手。”

“等等，”别尔德说，“帕特丽丝到底为什么想杀汤姆·奥尔德斯呢？”

“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觉得别扭，别尔德先生。我知道你离了婚，可这毕竟是你爱过的女人，所以听到她是个凶手，心里不太舒服，对么？可她恨他。她甩不掉他。她要他离自己远点儿，可他赖着不走。我尽了力，可他真是个大混蛋……”

别尔德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知道真相，忘记塔平的苦难正是他自己一手安排的。他简直不知道首先应该反对什么。他说：“她跟你说过她恨他吗？说过她想甩掉他吗？”

“好多好多次。”

“可她向全世界宣告她爱他。”

塔平直起身，骄傲地说：“那是之后的事啦，那是为了确立我的动机，你瞧。因为妒忌！为了她我什么事都愿意干。”

“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那么你为什么不认罪伏法，缩短刑期呢？”

“有个过分自信的小律师说他能让我免罪，我信了他。”

“于是你就把整个计划给盘算出来了？”

“奥尔德斯一死我就没法见她啦。紧接着我就给抓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在实际上什么话也说不成的情况下把这事儿给搞定。不过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乐队已经把它会演奏的披头士曲目都给奏了个遍，眼下正在休息。铜管乐手正把凝结在乐器里的水分倒到沙地上。指挥正叼着根香烟大步走开。

别尔德说：“可是，毫无疑问，但凡你本人去见过奥尔德斯，肯定会把他吓跑的。”

塔平苦笑：“这招我难道没试过吗？一开始就试过啦。我去了他那个在汉普斯代德的家，拿着一根卸轮胎用的撬棍，就为了壮壮气势。他一出手就灭了我，在自家花园里把我扔来扔去，扭伤了我的背，敲碎了我的膝盖骨，还把我脑袋按到他的池子里，让我的胳膊脱了臼。还有这个。瞧。”

他指指那个缺了牙的空洞。

别尔德忍不住要为汤姆·奥尔德斯生出一…强烈的、身为其主子才会有的骄傲来。多帅的物理学家啊！他说：“那是你活该，依我看，谁让你把帕特丽丝打成熊猫眼的！”

“这事我得抱个歉，别尔德先生，”塔平气鼓鼓地说，“还不止一次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最后帕特丽丝接受了我的道歉。”

“那么说来，你是替我老婆坐了牢。结果她跑来看你，给你写了漂亮的感谢信啰？”

“如果她来探望谋杀了她情夫的家伙，这事看起来可不正常，是不是？一年之后，我开始给她写信。每天都写。可一点儿回音都没有。八年来杳无音信。甚至，直到我出狱以后才知道她又嫁了人。”

这个可怜的受了骗的傻瓜将视线移开，越过洛兹伯格望向群山。别尔德看着他，庆幸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如果真爱会让一个男人的理智变成这副样子，那他就不能算真正爱过。塔平曾与帕特丽丝亲密无间，结果他变成了一个怎样的白痴啊。眼下这种情形，他不可能说，但他真是恨不得叫塔平想想凶器的问题，那把尖头锤。他难道真的忘记自己曾经把一袋工具留在了“贝尔塞兹公园”吗？真是头蠢驴啊，多容易的事儿。

塔平说：“我忍不住要想她，我只能跟你谈谈。我们都爱过同一个女人，别尔德先生。你可以说我们俩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她不让我靠近她，就连在电话里说五分钟都不肯。可我还是爱她。”

他自顾自地重复着，一次比一次有力，以至于两个路过看台的工人都抬头朝他们的方向瞟了一眼。

“我本该恨的，她让我如此失望，我本该为此发火的。我本该拧断她的脖子，可我爱她，哪怕只是冲着一个认识她的人大声喊出来，也让我好受些。我爱她，如果这爱能够停止，那很久很久以前就该停啦，就在我意识到她不会给我回音的时候。我爱她，我爱……”

“让我把这事弄弄清楚，”别尔德说，“你大老远跑来，你瞒报了本土安保机构的犯罪记录，就是为了告诉我，你还爱着我的前妻？”

“就剩你一个‘参赛选手’啦，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帕特丽丝杀了奥尔德斯，而我为此顶罪耗去了八年光阴，这事我只能跟你说，也只有跟你说才有意义。而且我还欠你一个道歉，因为你来我家时我居然那样对你。可那会儿我顶着巨大的压力，你瞧，因为帕特丽丝不敢惹恼奥尔德斯，晚上她就得去见他。不过我真的很抱歉，把你打成那样。”

别尔德说：“我想这事我们就不用再提了。”

然而，塔平的道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来还有一层原因。这事我琢磨得很辛苦。我自己总得干点什么啊。我不能下半辈子只对帕特丽丝心心念念吧。别尔德先生，我想要找个离她远远的地方，从头再来。我从这里的电视上看到你的事儿。你是唯一知道来龙去脉的人，我知道你会理解的。我想请你给我一份工作。手艺我还没扔，管子工啦，电工啦，砖匠啦，或者当个随便什么劳工。我能拾掇干净的，如果工作要求是这样的话。我知道怎么卖力干活。”

别尔德的思绪向前飞奔。他曾经替达林恩的朋友妮基找到过一点活，尽管她只干了两天。至于塔平的非法身份，也是有些办法可想的。这个男人是个爱做白日梦的傻瓜，也许是该消停消停了。然而，塔平很不走运，因为就在几分钟之前，别尔德的情绪沉入了关于当年那些黑暗岁月的记忆中：他曾经从二楼的窗户亲眼看着他的妻子穿着簇新的外套和鞋子，沿着花园小径走到她的标致车旁，去赴她傍晚的约会。难道八年还不够吗？难道他的惩罚还没有完成？也许永远都不够，别尔德一边想，一边伸出手，又打起了官腔。

“感谢你来看我，塔平先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你的故事，可我听得津津有味。至于工作嘛，呃，你跟我老婆有过一腿，你还怂恿她谋杀了我要好的同事，或者，谁知道呢，大概就是你自己杀的。总而言之，我根本不觉得我欠你什么情……”

塔平也站起来了，可他拒绝握手。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吃惊。“你是在说不吗？”

“对。”

他的腔调很快从切切哀告变成了咄咄逼人。“就因为我跟你老婆好过？”

“大半原因如此，没错。”

“可你不爱她。你看见什么就操什么。你不关心她。你本来可以独占她的，可你把她赶走了。”

这下他是真的火了，他看起来更像以前那个塔平了，脸色恢复了，那副大老鼠的面相也显出来了。虽然瘦削憔悴，可他也许会有某种精瘦男子的力量。而且，尽管他瘦了、老了，毕竟还是比别尔德更高、更年轻。

“我不是为了风流快活，”他大声说，“帕特丽丝跟我好，是因为怨恨你。我有我自己的问题。我老婆带着我的孩子跑了。你毁了自己该死的婚姻。那个美丽的女人。你伤透了她可怜的心。”

别尔德时刻提防着他会动手，便沿着看台边缘慢慢走开。他可不是汤姆·奥尔德斯，有本事敲碎别人的膝盖骨。隔开一段审慎的距离，他说：“高速公路一带有几个巡警。你马上走开，否则我就请他们过来跟你谈谈你的旅行签证问题。在这些地界，他们对犯法的家伙可没那么温柔。”

“你这混蛋！你这个没种的混蛋！”

别尔德尽快走下看台，然后大步走开。哪怕是已经走到阅兵场远端，朝着得克萨斯风味烧烤摊的方向往回赶时，他还能听见越来越轻的呼喊：“王八蛋！骗子！我会抓到你的！”正直的市民频频回头注视，颇有几道鄙夷的目光投往别尔德的方向。几分钟之后，别尔德转错一个弯，发觉自己来到一排蔚为壮观的绿色流动厕所跟前，便顺势走进一间，慢腾腾地用完。出门以后，他四下打量了一番，看见塔平在远处的高速公路边上，冲着过往车辆晃着大拇指。

别尔德跟达林恩的那场幽会，看来是要迟到了，可他又累又热，还有很多事要琢磨，干脆就磨蹭起来。帕特丽丝甩不掉的情人并不是奥尔德斯，而是塔平，所以她就编了故事，以免再被打成熊猫眼。不过，真正制止了暴力恫吓的是奥尔德斯的一顿拳脚。即便当初别尔德徒手掐死奥尔德斯，塔平也会站出来顶罪的，他的强迫妄想狂确实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别尔德的过去通常是一团乱麻，像一块成熟的、散发出气味的奶酪，渗入或漫过他的现在，可偏偏只有这块“糕点”已经凝结成了某种看起来虽然还能吃却颇为坚硬的东西，更像是帕尔马干酪而不是埃普瓦斯干酪。他乐滋滋地回味着这道转换公式——这让他想起自己还有点饿——得克萨斯风味烧烤随即映入眼帘，恰在此时，掌上电脑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屏幕显示是梅丽莎。想必是临睡前的电话。然而，他刚把电话放到耳边，就听到一辆汽车的引擎声，隐约还能听见背景中有卡特里奥娜唱歌的声音。

“亲爱的，”他赶在她开口之前飞快地说，“我一直想联系你来着。”

“我们先前一直在飞机上。”

他的第一反应是，她带着他的孩子跟着那个指挥跑了。“你在哪里啊？”他气冲冲地问，他估计她会撒谎。

“我们正要离开埃尔帕索。”

他愣了片刻，想弄个明白。“你怎么会？我不懂。”

“我们在路上。正好碰上期中假，列诺奇卡看着店，你知道，我和卡特里奥娜有事情要跟你讨论。”

“讨论什么？”别尔德话刚出口，心里已经涌起莫名的罪恶感。他干了什么？

她说：“有个叫达林恩的人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你们俩要结婚了。在你结婚之前，我和你的女儿要讨个说法。”

原来是这样。记忆中那个时刻就像一个几乎被忘却的梦一样模糊，可他知道那一刻，就在几周前，在房车的卧室里。达林恩从那以后再没提过。

他说：“梅丽莎，相信我，这事儿不是真的。”就好像他只要这样说了，她就能转身回伦敦、晚上他就能得个清净似的。

她说：“别挂，我得从这个出口走……还有件事，我想让你在我们碰面之前就知道。特里。”

“好。”

“他不存在。我编的。这么说是为了保全脸面，这样很傻。结果雪上加霜。”

“我懂了。”别尔德说。

他确实懂了。她已经宣布“特里”纯属子虚乌有，现在就指望着他也能将达林恩打回原形了。他听到卡特里奥娜在背景中又唱又叫。

梅丽莎说：“我们马上就来看你了。你是属于我们的。”她挂了电话。

他待在原地没动，斜靠在一根挂着一只扬声器的柱子上。感谢上帝，扬声器没发出声音来。在他周围，随着太阳西斜，整个工地越来越空，人们都快下班了，都在往停车场跑。他想起，某个炎热的午后，他和达林恩做爱，空调开到最大，像个疯子抓着牢房铁窗那样咯吱咯吱响。就在他快射之前的几秒钟，她用一只手罩住他的睾丸，向他求婚，他说了——或者喊了一声“好”。也许，正是这种狂野的傻乎乎的行为和那…子放纵不羁的氛围让他达到了高潮。他既然一直都没有娶梅丽莎，那怎么可能真的要娶达林恩呢？没人会相信一个男人在那种时刻说出来的话吧？关键是，达林恩已经发现他另外有人，作为一个鲁莽的玩家，她这样做是在逼他出手。总有人，或者说所有人都会失望的。没什么新鲜花样。

别尔德伸手去摸红外线遥控车钥匙，钥匙的固体形态实实在在，令人宽慰，似乎浓缩了眼下他希望自己与洛兹伯格隔开的距离。如果理智点，现在就该开溜，在得明州际公路一带找个地方寄宿，明儿一整天都避开达林恩和梅丽莎，好把精力集中在他那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上，完事之后再面对她们俩，要么一起处理，要么分开解决。只要不必今晚就面对她们，干什么都行。然而，就在他转身走向汽车时，他想到即将错失与达林恩定好的约会，心里还是涌起莫大的感伤。隐藏在他自我里的那个老迈的“议会”正吵得不可开交。一个口才了得、经验丰富的声音从一片喧哗中脱颖而出，指出如果强迫自己错过一次期盼已久的释放，可能会对他的注意力造成更大的损害。他没理会这声音，继续往前走。有时候，一个男人不得不做出牺牲，为了科学，为了未来人类世世代代的幸福。

然而，紧接着他就得到了解脱。刚刚走了不到三十步，他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叫他。刚才她从“得克萨斯风味烧烤摊”的顶篷下面出来，走上仅仅一百码开外的大道，此刻正张开手臂、风情万种地朝他跑过来，他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他们就直接去他的旅馆房间吧。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

不知为何，她并没有问他为什么会往相反的方向跑。他们亲密地挽起胳膊，沿着那条分布着绿色流动厕所的大道向停车场走去。他们一到那里，她就觉得还是扔下自己的车、跟着他的车走比较好。他想不出什么理由说不，只是这样一来，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他就非得陪在她身边不可了。她一定是这么盘算的。在他驶往洛兹伯格的路上，她的左手滑进他大腿间，这一路上她就一边抚摸他，一边告诉他等会一进门她打算怎么做。他神思恍惚，脑子里再也没有别的念头，不觉转进旅馆的车道，停在他通常住的那间门外。他像个机器人那样木头木脑地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很快，他们就把自己关进上了双保险的房间，两个一丝不挂的大块头兴奋地斜躺在凉丝丝的床单上。仅仅十年前，当他仍然以为自己还能靠锻炼自救时，他会因为自己那仿佛充了气的体形、手风琴似的多重下巴，因为他正在爱抚的女人那肋骨毕露的曲线，因为那些刚刚从腋窝、腹…沟和膝弯（这些地方褶皱重重，几乎不透气不见光）剃下的毛发所散发的汗臭味而深感震惊。然而，现在的一切，就刺激程度而言，并不逊色于以往的任何时刻。她是个亲切可人、灵感四溢的情人，她吮他，舔他，逗他，引他湿漉漉地进来，不过，在他要射的时候，他记得不让自己再在婚姻问题上妥协。

事毕，他们紧紧靠着躺在一起。她用一只手肘撑起身体，低下头开心地凝视着他，抚弄着他耳后硕果仅存的几簇毛发。他闭上了眼睛。

“迈克尔？”她低声说，“亲爱的？”

“嗯。”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

“说过……”他在思考，他莫名其妙且格外清晰地想起了他的老朋友——光子，还想起汤姆·奥尔德斯笔记里关于置换一枚电子的细节。也许会有一种不那么昂贵的方法，生产经过改进后的第二代操控板。等他回到伦敦，他得把那份积满灰尘的文件找出来见见天日啦。他心满意足地重复了一遍，“说过。”

“迈克尔？”

“嗯。”

“我爱你。还有，你知道一件事吗？”

“嗯。”

“你完完全全属于我，我永远不会放你走的。”

他睁开眼睛。做完爱之后，有一点总让他烦恼：女人无法马上抛开她们在做爱之前陷入的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反而久久逗留在某种强迫延续的情感中不能自拔。相反地，他却醉心于重新找回他那不与他人分享的内核，沉溺于呵护那个小小的秘而不宣的部分，这似乎是男人身上最近似于——这想法是不是很荒唐？——胎儿的部分。十分钟之前，他还觉得自己是她的人。而现在，想到自己属于什么人，或者想到任何人属于任何人，他都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这念头让他想起应该责备两句。他说：“你给梅丽莎打了电话。”

“我当然打了！不止一次。”

“而且你告诉她我们快要结婚了。”

“没错。”

她仍然一丝不挂，可她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口香糖——她从来不在他们俩做爱的时候嚼——下颌开始惬意地循环运动，同时亲切地低下头，朝着他咧嘴笑起来，似乎就等着他发火，自己倒乐在其中。

“你怎么弄到号码的？”这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但她得意洋洋的样子让他心烦意乱。

“迈克尔！你趁我上班的时候在我这里给她打电话。你以为电话账单上不会显示吗？”

他正要开口讲话，她却笑起来，一把抓住他的肘部。

“你知道我第一次打这个号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一个小孩接的，我怕弄错，就说：‘宝贝儿，我能跟你爸爸说说话吗？’你知道她怎么说？”

“不知道。”

“真的很严肃哦。‘我的爸爸在洛兹伯格拯救世界呢。’好可爱啊，不是吗？”

再也不可能光着身子谈这样的话题了。他去浴室拿了一件浴袍，回来时惊讶地发现她正在穿衣服。她看起来还是兴高采烈的。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看着她套上短裙，咕哝着弯下腰系鞋带。

他终于说道：“达林恩，事情得说说清楚。我们不会结婚的。”

她一边照着电视机旁的一面镜子往头发上别发卡，一边说：“我得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今晚要到学校干一小时活。不过别担心。再过十分钟，妮基在药房就要下班了，她会让我搭车的。”

她做好了要走的准备，然后过来靠着他坐在床边。她有点懊悔地笑了笑，拍拍他的膝盖。看她就要走，他心里涌起越来越强烈的遗憾。对如此丰满的女人有这样好的“胃口”，这难道不是自恋吗？他的人生一直沿着一条稳步上升的曲线行进，从梅西到达林恩。

她说：“你听我说。有那么几点是你应该知道的。第一，你并不算一个彻底的好人。我也不是。第二，我爱你。第三，我向来以为你已经结婚了。你压根就不提，我也不问。我们都是自愿上床的成年人。第四，当我跟梅丽莎说话时，我发现根本没有别尔德太太。第五，有几次你在床上说你想跟我结婚。第六，所以我决定了。我们要结婚。你尽管反对尽管尖叫好了，反正我打定主意了。我会把你磨到同意为止的。你无处可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先生。马车已经上路，我相信你就在上面！”

她是那么开心，那么无可救药地乐观，那么满怀好意。那么美国范儿。他笑起来，接着她也笑了。他们接吻，越吻越深。

他说：“你真棒，可我不能娶你。也不会娶任何人。”

她站起来，拿起她的包。“好吧，那我娶你好了。”

“再待一会儿吧。我开车送你回家。”

“哈。我刚把衣服穿好呢。你会让我迟到的。我知道你的。”

她在门口给他一个飞吻，然后走了。

他坐在椅子上踌躇，不知该不该给哈默打电话，问问他跟律师的会谈进展如何。他认定，如果自己先冲个澡，这场会谈对他而言就会显得更容易一些。他想也许可以看看当地的电视新闻是不是都在报道这项工程，可是遥控器压在一只枕头下面，是搁在床另一头的许多只枕头之一，可他不想动弹，现在不想。他浑身懒洋洋，以至于突然掠过一个念头：要是能有辆医用推床载着他轻柔地移到另一个房间就好啦，那里的床是铺好的，衣服不是搭在椅背上眼看着要滑下来的，他的行李箱里的东西也没有摊在地板上。不可能。他属于这里，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得去冲个凉，就现在。可他还是没起来。他想起梅丽莎和卡特里奥娜正沿着州际公路向他逼近，夕阳洒在车上，他是多么明智啊，没有告诉达林恩她们俩要来。她会盘算安排一顿晚饭，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未来的。他寻思塔平现在在哪里，然后提醒自己还是应该为明天而激动，而这又让他再次想起了哈默。他的思绪就这样在昏昏欲睡中穿行于今晚的种种难题中，以至于当问题真的降临时——门上突然响声大作，有人不是在敲就是在踢——他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胸口掠过一阵刺痛。接着，门又响起来，两声有力的敲击在中空的夹板间回荡。

“好啦，”他嚷道，“我来啦。”

门一拉开，傍晚时分干柏油的温热气息就被旅馆房间贪婪地吸进去，橘色的天空映衬着哈默的身影，他背后是一个穿着正装的大高个。

“我都没请示，”哈默硬邦邦地说，“我们就进来了。”

别尔德耸耸肩，往后站。既然如此，那他又何必为了这里乱作一团而抱歉呢？

哈默形容憔悴，一脸僵硬。他用同样毫无起伏的语调说：“这位是伯纳德先生，这位是别尔德先生。”平时他一般喊“教授”的。

别尔德与那个男人握了握手，然后抬手指向乱糟糟的床，那是唯一还能让他们坐一坐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坐回到那张椅子上。伯纳德带着一只文件包，他的手挑剔地在床单上弹了一下，想必是担心灰色丝质正装沾到什么体液。哈默坐在他身边，三个人弓着背凑在一起，就好像，某个下雨的午后，几个小孩在卧室里密谋。

伯纳德大个子，方下巴，薄嘴唇，粗框眼镜，至少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肌肉饱满得快要从衬衫里爆出来，他把文件包搁在膝盖上，脚踝并拢在一起，这副样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温顺的家伙藏进了一副硬汉的身躯，颇有克拉克·肯特（系列漫画及电影《超人》中的男主人公。）的风范，而且对此似乎颇有歉意。在他身边的托比看上去相当震惊。他的右手在奇怪地颤抖着，而且不停地努力咽口水，随着一声听得出来的“咕咚”，他的喉结也往上升高了一点。本来，碰上这种场合，他应该尽量与别尔德四目相对，希望能找到一点同谋的默契或者嘲讽的眼神。瞧这些律师！可他现在却回避同事的目光，反而盯着自己交叉相握的双手说：“迈克尔，这事很糟。”

伯纳德默默地、满怀同情地点点头，稍等片刻，然后用一副似乎相对他的体形而言显得太高的调门说，“我能开始了么？别尔德先生，你知道，我的公司受英国方面委托，处理与你获得的多项专利有关的事务。接下来我就不跟你搬法律术语了。我们的目的是将这件事解决得既合理又迅速。我们眼下的愿望是请你取消明天的公众活动，因为它对我们当事人的诉讼案不利。”

别尔德心里的那只“眼”，像一台摄影棚里的摄像机，流畅地穿过多赛特广场的公寓，寻找那堆藏着他的雇佣合同的文件。他开心地微笑着说：“是什么诉讼案呢？”

“亲爱的耶稣啊，”哈默轻声说。

“2000年，我的当事人曾亲自复印了一份三百二十七页的文件——我们知道这份文件当时是属于你的。这份笔记是托马斯·奥尔德斯先生去世前在英国雷丁附近的‘可再生能源中心’工作时写下的。知名专家、包括纽卡斯尔大学的波拉德教授在内的该领域顶尖物理学家审查了这份复印件，他们同时还审查了你的各种专利申请材料。根据他们的结论——其中部分结论这位哈默先生已经看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申请并非基于你的原创工作，而是基于奥尔德斯的。如此大规模的知识产权剽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别尔德先生。奥尔德斯先生的成果的合法所有者是中心。他的雇佣合同上有清晰的条款，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别尔德仍然咧着嘴，坚持挂着专注而和蔼的笑，可暗地里，他让这份威胁或者挫折显示在一阵颇为不适的脉搏波动上，仿佛一段切分节奏的鼓点，它不仅扭曲、而且打断了他的意识，有那么一两秒钟时间他可能失去了知觉。

接着他的心跳稳定下来，看上去非但整个人回到了这个房间，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一本正经的腔调。“破坏明天的盛事将大大伤害我们自己和本地人士的利益，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无论如何，就是不可能。”他探身向前，摆出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你试过取消一次美国空军的低空编队飞行吗？伯纳德先生。”

没人笑。

别尔德接着说：“第二点。我记得，汤姆·奥尔德斯的笔记封面上注明是‘机密’。唯有别尔德教授才能看。我看这机密肯定是被强行泄露了。第三，在奥尔德斯先生去世之前，我和他就在系统研究人工光合作用。他来过我的家，来得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以至于把我的老婆都拐跑了。我们一起工作时，我思考、口述，汤姆撰稿。在我们这个民主时代，伯纳德先生，科学界仍然等级森严，不可能大家平起平坐。需要掌握太多技能太多知识啦。在那些资深科学家成为老糊涂之前，按照客观标准衡量，他们一般都懂得更多。奥尔德斯只是小小一个博士后罢了。你可以说他是我的书记员。正因为如此，那份文件上注明是给我的，别人都没份。我有几十页，没准儿是几百页自己的笔记，涉及相同的材料，都做了正规的脚注，也标了日期——时间当然在奥尔德斯的文件之前。如果你们坚持要浪费中心的资源上法庭，我会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的。可你们得支付我的成本，而且我会接受律师的建议，是否控告布拉迪先生个人的诽谤罪。”

托比·哈默弓着的背开始略略挺直，他注视着他的朋友，眼睛里有了希望，或者说希望的曙光。

律师几乎像刚才一样淡定，继续说：“我们有奥尔德斯写给他父亲的信，信上描述了他的设想，还说他打算整理成这份文件交给你。他想用你的知名度换基金。我们经过多方调查，得知你当时心心念念的是一种风力涡轮机。”

“伯纳德先生，”别尔德降低声调，柔和而不失严厉地教训他，“我这辈子的工作一直都跟光有不解之缘——自从我二十岁那年把弥尔顿的这首名叫‘光’的诗背出来以后。二十五年前，我因为改良了爱因斯坦的光生伏打原理而获得诺贝尔奖。别试图告诉我我的兴趣在哪里，局限在什么风力涡轮机上。至于汤姆的信，他可不会是第一个雄心勃勃地向当时仍在资助他的父亲描述宏伟蓝图的小伙子。”

别尔德裹紧身上的睡袍，朝哈默点点头，示意他放宽心。

伯纳德寸步不让，他只是继续打出下一张牌。“这一点并非本案的中心，它只是提供了佐证。我们拿到了2005年2月你在伦敦萨沃伊酒店一场演讲的录音听写稿。我们发现它的大半内容都引用了奥尔德斯的文件中的多个段落。”

别尔德耸耸肩。“那些段落本来就引用了我的观点。”

“我们还有，”伯纳德说，“奥尔德斯先生遇见你之前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充分说明当时他对地球变暖、生态学、可持续发展以及各种相关计算——总之就是那些后来在这份文件中得到扩展的内容——都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别尔德先生，在你告诉我他这些材料必定来自于你——哪怕他那会儿根本不认识你——之前，我要先提醒你，我们的事务所已经彻底调查了奥尔德斯先生逝世且他的文件转到你名下之前的数年间，你的每一次公共演讲、广播讲座、媒体采访、报纸上的专家意见，以及你在大学里教授的每一种课程，其中没有只字片语提到人工光合作用，也没有提到气候变化或者可再生能源。别尔德先生，人们很难预料，像您这样的公众人物会在这个领域里获得突破性的发现吧？”

哈默又弓下身去，这下别尔德终于火了。这个可笑的家伙跑到他房间里，一本正经地坐在几分钟前达林恩玉体横陈过的床上，都干了些什么？别尔德站起来，一只手攥住睡袍好遮盖私处，另一只手伸出一根手指猛地指向伯纳德的脸。“气候变化？你轻轻巧巧地就忘了我在认识汤姆·奥尔德斯之前就是中心的头儿。赢不了官司就拿不到酬金，对不对，伯纳德先生？指望发财吗？行啊，你把这话带回去送给布拉迪先生。告诉他，凡是碰到下三烂的机会主义者，我一眼就能认出他的真面目来。我们在这里干得漂亮，他以为他能搭个顺风车。他还蠢到以为法院会相信这样的工作是一个研究生独自做梦就能构想出来的。明天我们的工地将会给洛兹伯格输送洁净的低成本电力。叫布拉迪先生在电视上全程收看，我们跟他在法庭上见！”

伯纳德也站起来，将文件包紧紧抱在胸口。他在摇头，等他再开口说话时，嗓音被一种新的情感绷得紧紧的，愤怒或者骄傲或者两者混杂。“还有一个新进展要提醒你。‘布拉迪先生’已经不复存在。上个月女王生日，为了庆贺这个特殊时刻，她邀请他成为王国的爵士。他现在是乔克·布拉迪爵士。”

别尔德恼火地低声咆哮，故意夸张地用手拍拍前额。可是哈默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恐。如果连英国女王都站在布拉迪这一边，那么他们在英国法庭上还怎么可能有胜算？

别尔德说：“这些都是垃圾，托比。别听。那是女王生日荣誉名单。她又不是自己选的，这些玩意她知道个屁，他们都削尖脑袋要挤上去，科学界文艺界公务员里头的所有蠢材和暴发户，他们巴不得被选中当一个二流贵族，好凭着这个位置四处炫耀。”

这场爆发之后，大家沉默了一会，接着伯纳德叹了一口气，从床边往门口方向走了一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别尔德先生，女王陛下并没有拨冗选择你？”

别尔德干脆地说：“我无权披露。”

伯纳德放下文件包，让它垂在一边。现在托比也站起来了。伯纳德说：“好吧，我代表乔克·布拉迪爵士和全英可再生能源中心最后通牒。如果你同意取消明天的媒体发布会，并且同意重新审视专利权的状况，你会发现我们是富有同情心的合作者，一定会在一项依法属于中心的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替你找到一个位置的。否则我们第一步就会去法院冻结所有对专利权的开发行为，直到这件事解决为止。”

哈默转头对着别尔德，那架势看上去就好像要单膝跪下似的。“迈克尔，这样会拖上五年的。”

别尔德在摇头：“不，托比。我说不。”

伯纳德说：“英国政府财大气粗，至少对此事会不遗余力。他们很乐意看到中心拥有专利权，好让纳税人看到回报可观。”

哈默拽住别尔德睡袍边沿。“听着，我们欠了一大堆钱，如果这事儿不搞定，那谁也不会跟我们签约。我们请不起律师。”

“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干的，”别尔德一边说，一边把哈默的手推开，“如果我们现在服软，那哪怕他们打发我们去盥洗室当个服务生，我们都得感恩戴德。”

“先生们，”伯纳德说，“我很有把握，我们能给你们的待遇，会比这好些。而且哈默先生说得对，人们不会乐意跟你做生意的。明天不要闹到当众出丑，这当然也符合你们的利益。”

“我已经把这话说得够客气的了，”别尔德说，“送客。”

伯纳德的薄嘴唇只是微微撅了下，便转身打开门。从他肩膀上望过去，沙漠上的橘色天空渐渐褪成黄，再转成明亮的绿色。

向来冷静的哈默拔高了调门哀号起来：“迈克尔，我们得谈下去！伯纳德先生，等等，我跟你一起出门。”

律师惋惜地歪着脑袋。“当然可以，但我们要的是别尔德先生的签名，”他走出门，进入暮色中，哈默快步跟在他身后。门关了，别尔德听见两个人一边穿过停车场，一边说话，托比的声音突然响起来，软磨硬泡地恳求宽限，接着又响起伯纳德坚决的低语。

他像先前那样颓然瘫坐在椅子上，还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冲个澡。刚才那一幕就像一个专门演给他看的短剧。此时此刻他对其中的复杂含义已经颇为麻木。他意识到有一堵大墙阻挡了自己的人生进程，他看不到有什么法子能翻过去。他的思绪凝固了。他唯一担心的是梅丽莎和卡特里奥娜再过不到一小时就要到了，他应该穿好衣服去迎接她们。无所事事了好多分钟之后，他跑到浴室，茫然地、几乎无知无觉地站在淋浴喷头下面，任凭热水打在他的脑壳上。有一个声音响起来，他从那块小小的地盘里探出头，听了听。一记响亮的敲门声，接着又是一声。安静了一会，床头柜上的掌上电脑又响起来，敲门声也卷土重来，而且愈敲愈响。哈默拼命喊他的名字。肯定是急着想进来说服他当布拉迪的走狗。

别尔德躲在喷头底下，等他确信他的朋友已经走了之后才出来，开始擦干。浇在皮肤上的热水仿佛施了点魔法。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取决于态度。明天的启动仪式必须照常进行。胜利果实或许会被抢走，可是全世界都会看到他的成就卓著。他将顶着光环走上舞台。没准还更好呢，比方说服个把人掏钱支持他打赢官司，换取利润分成。他们最重要的客人已经住进了埃尔帕索的酒店，还有人正穿过银城赶来。太阳将照常升起，操控板将把水分解成气体，气体将驱动涡轮机，电流将形成通路，这个世界一定会叹为观止。什么也不能中断披头士串烧曲以及在低空呼啸而过的飞机。

他将一条毛巾拉直围在腰间，嘴里吹着《黄色潜水艇》的调子，回到卧室，把行李箱倒腾了一番，拽出一件衬衫，去掉洗衣服务标牌和卡片，塑料包装的摩擦声提醒他想起一个更叫人热血沸腾的事实，他饿了。白天他不肯吃那顿早午餐，后来只用一顿午餐取而代之，这样他就有了一顿饭的逆差，他得补上。他找到了干净的内裤和短袜——想起当年他居然能一边站起来一边就把袜子穿上去，这感觉真古怪——然后展开他那件最好的、纹丝不皱的正装。当然，他是穿给梅丽莎看的。他本来正在浴室镜子前喷科隆香水，一想到她，便冲回卧室，花上几分钟将床铺理好。一想到达林恩，想到该让这几位怎么睡，睡在哪，这些事情该怎么交代，他的思绪就像一匹容易受惊的马那样靠后腿猛地直立起来，向另一个方向落荒而逃。那便是酒精。马路对面的饭店不卖酒。从行李箱隔层里，他掏出一只银色的小牛皮扁酒壶，里面装满了荷兰金酒，在室温下喝这个就够爽的了，而且别人很容易把它当成水。他喝了一口，把酒壶塞进口袋。接着他在门前踌躇片刻，又喝了一大口，才走出去。

在美国南方的傍晚，冲完澡、洒好香水、穿上干净的衣服，从空调里一步跨出去，被酣畅淋漓、不屈不挠的温热抱个满怀，这般在英伦列岛上从来无缘享受的美妙时刻，总是值得细细品味。甚至，在洛兹伯格这块弹丸之地上，在那些非自然的霓虹闪烁中，蟋蟀或者知了——他从来弄不清区别——正在放声歌唱。花多少钱也不能让它们不唱。同样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既不能阻止、也无法特许这线条如刀刻斧凿般明快利落的月牙挂在加油站上空。

然而，今晚他的快乐让人给毁了。他的旅馆房间三十英尺开外，停着一辆黑色的凌志车，伯纳德正在往驾驶座上爬。站在副驾驶座边上等着进去的那个人是塔平，他脚下搁着同一个背包。打开车门时他发现了别尔德，便似笑非笑地用食指比成小刀的样子，往自己喉咙上一划。引擎启动，车头灯亮起，塔平带着行李钻进去，车从自己的车位往后倒了一下，然后驶出停车场。别尔德大惑不解，待在原地目送着他们扬长而去。然后他耸耸肩，走到总台关照接待员，如果梅丽莎来就告诉她哪里能找到他，然后他穿过马路走到“布鲁贝利”，一到那里他的情绪就好了一半。他可不能就此沉沦。

他能举出种种理由证明，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会比“布鲁贝利家庭餐馆”更好，更能让人吃得开心——他们家的特色菜是一种牛排煎锅早餐。那些没心没肺的无神论者一定会觉得堆在门口一张桌子上的门诺派教徒宣传册很有意思。什么“快乐家庭”啦，“美满婚姻”啦，更靠近他自己座位的是一本“关爱地球”。结账台边上是个卖礼品的铺子，在近十八个月里他已经在那里替卡特里奥娜买了二三十件T恤衫。这家餐馆地方很大，女服务员都长得差不多，都像是达林恩乐呵呵的表姐妹，来这里吃饭的有下班的警察，边境巡警，卡车司机，独坐一隅、累得眼窝深陷的州际公路旅客，当然还有全家一起来的，拉美人，亚洲人，白人，通常都要占掉大块地盘，将三四张桌子拼在一起。不过，哪怕在它人头济济的时候，“布鲁贝利”也保持着端庄克己之风，就好像它在悄悄地渴望着喝上一杯似的。此地寂寂无名，很让人安心。从来没有哪个兴高采烈的侍应生认出他是这里的老主顾。十号州际公路离得很近，店里客流量很大。

这里供应的食品恰巧对他的胃口。在他等座的时候没必要考虑究竟点什么——在这里他总是吃一样的东西。没必要三心二意。他给领到远端角落里的一个火车座上。为了缓解一下等待前菜的焦虑，他往自己的空水杯里倒了一点金酒，像水一样喝下去，然后又倒了一份。一切都糟糕透顶，可他的感觉却不那么糟糕。至少那位特里是子虚乌有的。可这真的是件好事么？梅丽莎和达林恩，剪不断理还乱。他没法面对这些，他无法忍受想到这些。可是事情就要来了。还有可怜的托比。他知道自己应该给托比打个电话，解释为什么发布会必须照常进行，可是此时此刻他实在不能再跟别人吵架了。

为了不让自己老惦记着刚点的菜——已经过了一刻钟，平时只要五分钟就能上菜的——他浏览了自己的邮件，有几封让他开心地叫出声来。第一封是一份非正式提议，来自一位老朋友，此人以前是物理学家，如今在巴黎当顾问。一家电力公司集团想请别尔德将他“在绿色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用来引导公众利益准则转向无碳排放的核能”。他们开出了六位数的薪水，外加配备一个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办公室、一名研究员和一辆汽车。好啊，当然要去。不妨制造一点争论嘛。二氧化碳在持续增加，时间越来越紧。实际上只有一种经过可靠测试的方法，才能生产出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需求的电量，事不宜迟，这样问题就不会越来越大。许多德高望重的环境学家都已经改变了初衷，转而支持这种观点：核是唯一的出路，两害相权取其轻。詹姆斯·勒夫洛克、斯图尔特·布兰德、蒂姆·弗兰纳里、贾里德·戴厄蒙德、保罗·欧利希（这五位都确有其人，其身份依次是英国科学家、美国科普作家、澳大利亚动物学家、美国科学家、德国科学家，他们从事的领域、关注的课题均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他们都既是科学家，又是好人。以当今世界的庞大规模来衡量，偶尔发生的意外，当地的核泄漏，难道是可能达到的最糟糕的结果吗？哪怕什么意外都没发生，煤炭也在天天制造灾难，全球都因此而受害。切尔诺贝利附近二十八公里的无人区如今不是已经成了欧洲中部生物形态最丰富最多样的地区吗？其中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突变率即便真的超过正常值，其程度不是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吗？再说了，难道辐射不是阳光的别名吗？

第二份邮件是一份请柬，请他参加十二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向与会的外交部部长们发表演说。他与整个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他是——他觉得是——最佳人选。他会去的。他的前菜来了，橙色的奶酪外浇上面糊，裹上面包屑、撒上盐以后油炸，配浓稠的浅绿色酱汁。无懈可击，分量也正好。只要侍应生们离开他的火车座周围，他就倒一点剩下的荷兰金酒。他吃得飞快，转眼只剩下三块奶酪了，不由开始怀疑有几块里面裹的馅不是奶酪而是蘑菇，此时掌上电脑在他的盘子旁边震动起来。

“托比。”

“听着。我给你带来了各种坏消息，不过最坏的那一条刚刚才发生，几分钟之前。”

别尔德发觉，因为勉强压抑着敌意，他朋友的嗓音听起来绷得紧紧的。

“说下去。”

“有人带着一把大锤子去了操控板那边。他们把那几排都搞了个遍，统统弄出来了。碎了。我们所有的催化剂都没了。还有电子。什么都没了。”

这话他一下子没法完全领会。别尔德把盘子推开。装修工的杰作。伯纳德得付他多少钱？两百美元？还是更少？

“还有呢？”

“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想我不能忍受再看到你了，迈克尔。不过你最好还是知道实情。我在咨询一名俄勒冈的律师。我要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要因为按理是你欠下的债而受到牵连。我们，你，已经欠了三百五十万。明天还要花掉五十万。你可以自己去，面对所有的好人把一切说说清楚。还有，布拉迪会来接管你已经有的和将会有的一切。在英国，那个死去的男孩的爸爸已经说服当局对你采取法律行动，主要控告你剽窃加诈骗。我恨你，迈克尔。你对我说了谎，你是个贼。可我不想看到你坐牢。所以你就别回英国了。去哪个没有签过引渡条约的地方吧。”

“还有什么别的吗？”

“就这些了。这些事儿马上就要冲着你来了，基本上都是你活该。所以赶快滚蛋吧。”电话挂了。

这一回他不再藏着那只扁酒壶了，直接往杯子里倒。两滴酒洒下来。为他服务的女招待端着一只堆得高高的盘子就站在他边上。她是个十多岁的年轻人，神情严肃，头发梳成一把整齐的马尾辫，牙箍上缀着五彩玻璃珠。她费了好大劲才把她非说不可的话说出来。

“先生？我们不是有一条禁酒的亏……规定写在店面上的吗？”

“我不知道。我很抱歉。”

她拿走了那只盛着三块冷奶酪的碗，将主菜放在他面前。四片去了皮的鸡胸肉与三层菲力牛排夹花排列，外面再裹上培根，浇上蜂蜜和奶酪，配菜是炙烤事先用黄油和奶酪浸渍过的带皮土豆。

他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还是那句老话，若是为了逃避引渡，巴西是合适的落脚点。他是不是要买一张到圣保罗的机票，跟西尔维娅住在一起呢？她是个可爱的女人，也很有意思。这样做也许不算太坏。但是不可能。他想让自己放松点，便拿起刀叉，却一眼看到手背上的黑色素瘤，顿时就走起神来。瘤长大了，他想，比上次看到时更大，在“布鲁贝利”的荧光灯下，它已经成了一个发紫的赤褐色肿块。这事他非得现在就去处理吗？其余一切也都是如此吗？他想也未必吧。船到桥头自然直。明天他不准备到工地去向愤怒的人群交代清楚。他也不会去拯救世界。

他放下没用过的刀叉。他现在最想独自去酒吧，坐在柜台边来一杯威士忌。走一小段路就能到第四大街。可他还得去取车。他正打算把侍应叫来买单，猛听到饭店另一头一阵骚动。他转过身看见梅丽莎，她两颊泛红，她素来有几件颜色鲜亮的加勒比风格连衣裙，现在身上就穿着其中一条，黑红底上印着大绿花。她正大步从“请在此等位”的牌子边经过，紧跟在她身后的，天哪，是达林恩，两个女人看起来都怒火中烧，乱作一团，就好像她们刚在门外打过一架。此刻她们正在找他。相隔几英尺跑在她们前面的是卡特里奥娜，她背着一只小女孩用的小背包，包包的设计让人觉得它就像一只正粘在她肩膀上搭顺风车的考拉熊。她赶在两个女人前面发现了爸爸，于是朝他跑过来，跑过来要他，嘴里含含糊糊地嚷着什么，双脚在一张张拥挤的桌子之间蹦蹦跳跳。别尔德站起来迎她，只觉得心里涌起一种陌生的、愈涨愈满的感觉，可他一边张开双臂抱住她，一边怀疑，现在假如他努力装作这就是爱，还有没有人会相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