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听到的并不像我记住的那样，或许我根本就没听到什么。既然我打算把一切查个水落石出，事情突然之间变得虚幻起来。我长途跋涉，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没有什么更实在的依据，只有偶然提到的一句话。

我看了看手表，收起了公文包。每一份文件都按照阿尔伯特·克雷文事先准备好的那张说明单上的顺序排列好了。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遗嘱的惟一受益人将在每一个指定的地方签字，之后我会把装在律师事务所专用信封里的保付支票交给他，那个信封已经用回形针别在了文件夹的上面。如果我的感觉错了，那么整个交接过程用不了十分钟；而如果我判断对了——哦，如果我是对的，情况将会变得复杂得多了。

我从屋子中间那张泛着油漆光泽的桌旁站起来，借着那盏陈旧褪色的枝形吊灯发出的柔弱光线，把阿尔伯特·克雷文交给我的文件又迅速地查看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来。玛丽萨在一张没有框架的、只盖着一条薄薄的奶油色蕾丝毯的简易睡床上，床上方的两扇法式窗户紧关着。我走到门口，又回头望塑。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好像她刚才没有睡着，只不过是闭上眼睛休息了片刻。

“你会小心的，对吗？”

我向她保证我会的。她注视着我，确信我的话是认真的之后，闭上了眼睛，马上就又睡着了。

我沿着山坡一直往前开，村庄渐渐落在我身后，一条砾石铺成的道路出现在我眼前，蜿蜒伸向一个尖坡的顶部，通向一座巨大的别墅。那座别墅看起来像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傲然地俯瞰着脚下的万物。在两扇黑色的铁门前，我停下了车。我下车后走到门前，解开了拴在两扇铁门之间的那根沉重的、锈迹斑斑的铁链，推开了大门。在砂石铺成的车道下面，一座两层楼的石屋近在眼前，瓷瓦砌成的屋顶上尘土斑驳，那些橄榄树长满节瘤的弯曲的老枝干替它遮挡着阳光。一位身材小巧的白发女人像个影子似的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埋头读着摊在膝盖上的一本书。那个漆成蓝色的秋千，已经开始褪色。

早晨的阳光透过树木的缝隙照射进来，给四处摆放的盆花涂抹上一层明艳的色彩。

长长的车道一直延伸到尖坡的尽头，然后又折回来，通向一座棕褐色别墅前面的空地。我下了车，沿着一排茂密葱郁的棕榈树走到前面的人口，从那儿进去，又爬了很多级石阶，来到一个颜色已经斑驳的褐色双开门前。门很高，我伸手还够不到顶。我抓起黑色的金属门环时，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门环叩在硬如岩石的木头门板上时，又发出沉闷的当啷声。

门太厚了，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动静。我又叩响了门环，然后等待着。随着一阵轻微的震动，巨大的门开始转动它那年代久远的金属合页。大门慢慢地开了个缝，里面的人刚好可以从那一边看到外面。

“这么说，我们又见面了，”里面传出一个声音，令我顿时震惊不已，因为这个声音太熟悉了，我当然不会忘记。

大门摇晃着，终于完全打开了，我和“死人”面对面地站在门里门外。见到我，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看上去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我很高兴，简直高兴极了，”他握住我的手，一再强调着，就像看到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拉着我的胳膊，领我穿过一条宽敞的走廊，走进一个巨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大理石地面，石头墙上装饰着挂毯，透过深嵌在窗扉里的大窗格，户外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

“当我接到电报得知你要来的消息时，我真是无法表达我当时有多么喜悦，”他说着，宽阔的脸盘上浮现出亲切的微笑。他冲房间中央的绿色丝面沙发做了个手势。

伯格多诺维奇一直等着我落座停当，似乎他要完全确定我感到很舒适了，方才在一把与沙发相配的绿色绸面椅上坐下。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像是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完全出乎意料却令他非常欢迎的惊喜。他上身向前倾着，来回摩擦着他那双大手。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问道。

我正要回答，这时走过来一个年轻优雅的女人。她臀部的曲线清晰可辨，脸上挂着羞涩而煽情的微笑。她把手里的两只玻璃杯和一瓶酒放到咖啡桌上，嘴边荡漾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我的女管家，”伯格多诺维奇老于世故地笑了笑，解释道。

“这地方是我租的。她不包括在内，”他说着，开始启瓶塞，“我们有自己的安排。”

阿尔伯特·克雷文肯定完全能理解。

伯格多诺维奇递给我一杯酒。

“我知道现在有点早，但是时机不错。”

他举起酒杯，说了一句祝滔词，我很想知道，他是否故意在说反话。

“为长命百岁干杯。”

我把玻璃杯举到唇边，犹豫了一下。他看到我在等他先喝，露出一丝受伤的神情，然后喝光了杯子里的酒。

“你怎么能想到那样的事？”伯格多诺维奇抗议着，看来我的猜疑丝毫没有冒犯他，反而让他觉得很好玩。

我一直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这时我用拇指拨乱了密码锁圆形柱码的位置，把它重新安全地锁好。

“你死后干得不错嘛，”我把公文包放到脚边的地上，环视了一下房间评论道。

伯格多诺维奇继续啜饮着杯里的酒。

“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他喝完了酒，抬头问我。

此刻，我和他相距不到三英尺，如果我凝神静听，甚至可以在谈话中断的沉默里听到他的呼吸声；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有种感觉，似乎还不能完全相信，他真的没有在那场爆炸中丧生。

“我从来没想过你会死里逃生，”我诚实地告诉他，“我就在现场，我刚穿过马路走到街角，整座建筑都被炸飞了。没有人能侥幸逃脱。除此之外，在废墟中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或者说，是死人的部分残肢。我们是单独会面，只有你和我，而我不过就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前才离开。我有什么理由会认为你还活着呢？”

伯格多诺维奇热切地倾听着，为他自己做过的这一切感到骄傲；就像我突然意识到的那样，他非常高兴能有人与他分享这个冒险故事。尤其是我充当了分享者角色，他格外高兴。即使他曾经敢于把这段经历告诉别人，我也是惟一绝不会怀疑他是否在虚构故事的人。既然如此，他就把我当做惟一的听众，迫不及待地想让我知道他的骗术高明到何等程度。

“整个这件事情干得相当漂亮，是不是？不，”他立刻加了一句，想让我相信他没做过任何无谓的、不光彩的事。

“那个陌生人的死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一具死尸，没人认领的尸体，每天都有这种死尸被送进太平间。我认识一些人，”他含糊地解释说，“他们能处理那种事。”

“那么我离开以后……？”

“那并不难，”他耸了耸那宽大的肩膀，谦虚地说。

“尸体就放在门后的储藏室里，紧靠着煤气管道，我已经提前在那儿安放好了爆炸装置。”

“那扇门是爆炸后惟一没有倒下的东西，”我对他说，“它就挂在那儿，悬在整座房屋框架残留下来的惟一一处断梁上摇摇欲坠。”

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那一瞬间，我们从彼此的目光里都看到了半信半疑的神情。

“你一离开我那儿，”他继续说道，“我就把定时器设定为十五秒，然后沿着房子后面的小路逃离了现场。那并不费劲儿。”

伯格多诺维奇伸手拿起酒瓶，往自己的杯子里又倒了一·些酒。他是借此回避我的目光，给他自己争取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接下来他要说什么。

“事情不仅仅是我要你在那儿见证我的死亡，”

他说着，慢慢抬起眼睛。

“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处在危险之中，因为我知道关于富勒顿的那些事情；不：光是我，你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我想给你一些警示。我感到有责任那么做。我所做的那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我知道自己惟一能够活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

伯格多诺维奇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放下了玻璃杯，拍打着自己的两个膝盖。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用意大利语大声喊了些什么，然后，那个女人立刻出现了，就好像她一直都不露踪迹地站在那儿似的。他冲桌子点头示意。

她收拾起空了一半的酒瓶和他那只空玻璃杯。

“你还——？”她默不作声地等在那儿的时候，他替她问我。我摇摇头，于是她就退下去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问你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是什么滋味。你回答说，不像有家人留在国内的情形那么难受。你还告诉我，你的父母都已经过世，而你是家里惟一的孩子。”

他似乎有些惊讶，还夹杂着一丝懊恼。他往后坐了坐，仰头看着天花板，撇撇嘴巴，露出一个自嘲的微笑。

“所以当你从我的朋友阿尔伯特·克雷文那里得知，我在遗嘱里把一切都留给了我的兄弟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时，你当然就会想起我说过的那些话，并且推断出——非常合乎逻辑地推断出——如果我杜撰出了一个兄弟，我就一准儿杜撰了自己的死亡。”

他开始大笑起来，一阵低沉、急速的笑声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发出回声，旋即充满了整个房间。

“真是妙极了！”他大声喊着，向前欠起身体，直到他已经坐到椅子最靠边的地方，两只脚稳稳地撑在大理石地面上。

“你确实是个不寻常的人，安托内利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就看出了这一点。有多少人能记得那样的小事——仅仅是一句话，一个偶然提到的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我想说的是，那确实相当了不起。尽管你从——很不幸，一个谎言中——得出了结论，但那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的钦佩。我确实有一个兄弟，他叫阿卡迪。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住在莫斯科。我当时之所以那样回答你，是因为让别人认为我没有活着的亲属总是更安全一些：没有人能利用对他们的威胁而达到左右我的目的。”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兀自咯咯地笑着。

“好吧，我假定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合适的：一个谎言帮助你查明了真相，”他说着，眼睛里闪过狡猾的神色。

“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你做到了。”

他的脸上闪过一个微笑，为了强调他说这句话的诚挚，他又用力地点了点头。他瞥了一眼地上的公文包。

“不过，你没有告诉其他人，你认为我还活着，是不是？阿尔伯特·克雷文可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如果他知道一个死人并没真死的话，他绝对不会把变卖这个死人房产的收益发送出去，”说着，他眯起眼睛，像在寻找什么似的。

“你肯定随身把支票带来了，是不是？”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不。我带来了需要签字的文件。在派送这笔遗产收益之前，或许得由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亲自来签署这些文件。”

我不敢断定他是否相信我。我想他也没有把握。他微笑着承认了关于他兄弟的这个问题。

“是的，阿卡迪。幸运的是，他也会把名字写成：‘A·伯格多诺维奇。’那么，你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所能够做的不多，不是吗？你没有死，从仍然健在的人那里继承遗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保险公司不赞成那种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是一个律师协同某人犯罪，法院对此最为深恶痛绝。他们会因此而把你投入监狱。”

伯格多诺维奇那两只极具洞察力的机敏的眼睛似乎挤到了一起。他把身体向我倾斜过来。

“或许我们能够达成某种协议。”

我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看着他。我的沉默就是对他的鼓励，那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嘴边浮现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天气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到外面坐坐呢？”

伯格多诺维奇带我沿着进来时走的那条路出去。在前面的那些台阶的最顶端，他抓住了我的胳膊，当他首先做出回应时就会用那种方式；可是当我们开始下台阶时，我才意识到，他靠着我走是为了寻找平衡和支撑。他在台阶的底部停住脚，有点儿气喘吁吁的，被阳光刺得眯起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恢复了正常。他的眼睛清澈，步伐稳健轻快。

他向一块海岬的末端伸出手，指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石头嘹望塔的东西。

“它是13世纪建成的，为了提防撤拉逊人的入侵。然而到了现代，它变得更有名气了。莫奈从那儿得到了灵感，完成了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画的就是下面的一个古老的村落。他把那幅画叫做《博迪盖拉》。如果你了解那幅颐，那么当你看到这里的景色，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他当时一定在想些什么。来，我领你看看。”

我们越过车道，白色的砾石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然后我们沿着穿过一片橄榄树林的一条狭窄的步行小路向前走去。这座嘹望塔有三层，沿着楼梯井蜿蜒上行，可以看到凿出来的那些狭窄的洞口，最顶端是砌成钝齿形的城垛，它的高度足以观察到任何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东西。入口处是一个用厚厚的橡木板做成的门，顶端的活页已经找不到了，而中间的那个也已经弯曲变形，所以门开得很大，加之门板太重，它根本就关不上了。进到里面，只见锈迹斑斑的铁铲和锈成碎片的铁锹杂乱地丢在地上，旁边是开始腐朽的木质楼梯的梯阶。一个独轮手推车歪在一边，车身上满是水泥，两个长长的木头车把上覆盖着一个蜘蛛网。一只苍蝇懒洋洋地飞来飞去，在头顶上方的某个地方嗡嗡作响。

我们走到塔楼的背面，在高高的草丛里找了一张石椅坐下来，俯瞰着莫奈曾经画过的村庄，还有更远处，越过大海视线所及的最尽头。伯格多诺维奇摘下他一直戴着的那副厚厚的圆形眼镜，把它放进皱巴巴的褐色外套的侧兜里。他斜靠着塔楼的墙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合上了双眼。他的头耷拉在两个肩膀之间，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似乎就要崩溃了，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仿佛他已经放弃了曾经想要吸进去的最后一口气。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没有看我，而是注视着远处那一望无垠的天空。

“我以为你有机会打赢那场官司，”他说。

“很遗憾你没有做到。要我告诉你事情发生的真实情况吗？你想知道杰里米·富勒顿被杀的原因吗？”

伯格多诺维奇站起身来，有一点没站稳。当他找到平衡之后，他把手插进裤兜里，用鞋尖踢着脚下的泥土。

“来，让我们再走一会儿吧。”

我们走回那条砾石铺成的车道，沿着它走回我来时经过的黑铁门。透过那片橄榄树林，可以看到海岸线伸展向远方，直到渐渐消失在聚拢过来的薄雾之中。

“我和富勒顿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些事情，那些事你只可以告诉某个你绝对信任的朋友。”

伯格多诺维奇停顿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精明和冷酷交织的神情，只有那种用一生的时间琢磨敌人，却从未完全相信过任何朋友的人才会有那样的眼神。

“只有在你想要弄清楚某个人是否信任你的时候，你才会给他说那种事。”

我们走到大铁门前，它已被那根生锈的铁链拴在了一起，我们折回来，缓慢地走在弯曲的车道上。

“他对你说了什么样的事？”我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问道。

“他告诉我的是关于那个年轻女人阿莉娅的事。我见过她一次，”

他完全停了下来。

“去年春天他带她来过这儿。这里是我们过去见面的地方；我们从未——或者说几乎从未——在旧金山或是美国的其他地方见过面。那样做太危险，别人很容易发现我俩在一起。这儿就很安全。人人都来意大利，但是美国人从来不到博迪盖拉来。去年春天他带她来，把我当做这个地方的主人介绍给她，还告诉她说他喜欢偶尔来这里待上几天。

“如我所言，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对我说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是如何利用她来接近她父亲的。他胸有成竹，自信得令人吃惊。他知道一旦拥有戈德曼的钱作为后盾，什么都不可能再阻挡他。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那些事他永远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他很快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出于种种考虑，他永远不能把那些事告诉别人，除了我以外。我曾经是他惟一的听众；他心里已经明白，他将不能再和我倾谈多久了。我们最后的那次谈话有一种奇特的亲近，那就像受难者和行刑者之间的那种同志之情。他知道他必须杀了我。”

一阵微风突然从南方刮来，这来自非洲的风不停地吹拂着我们，就像一个简短的死亡提示，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向前走去。

伯格多诺维奇站在我的面前；但是他的思绪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或许是他以为自己正独自一人，所以他的讲述听起来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那个女人，阿莉娅，告诉他她怀孕了。他认为这是他听到过的最令人欣喜的事情。”

伯格多诺维奇似乎又意识到了我的存在。他重又注视着我，脸上浮现出一个困惑的表情。

“那确实相当奇怪。我不知道——现在也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他的话。他告诉我，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而且对这一点他很有把握，但是他还没有对她挑明。他是在欺骗她，让她空怀着希望等待下去，直到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而那时戈德曼一家想改变主意也为时已晚。”

我们走到了车道的最顶端，沿着别墅前的花岗岩台阶左右徘徊着往前走。

“杰里米对那些人只有蔑视——不仅仅是对戈德曼一家，几乎是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许多野心勃勃、白手起家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有过这种经历。一开始他们仰慕那些富有的特权阶层，那些人看起来拥有一切，而且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当他们真正开始了解那个阶层，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曾仰慕过的人当中大多数都平庸无能，更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的时候，他们感到厌恶至极，不由自主地瞧不起那些人。”

伯格多诺维奇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露出一个悔恨的表情。

“杰里米比别人更快地得出了那个结论。我想，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比那些人优秀；惟一还会令他感到好奇的，就是他究竟比那些人强多少。再加上他什么都不相信，根本没有任何信仰，那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杰里米知道如何给予每个人他们想要的东西，如何让他们相信那正是他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当他拿走他们仅剩的一点尊严、一点点自主权的时候，他却能使他们认为，他是在给他们行方便。我一生当中接触过很多危险人物，但是我相信，他是那些人当中最危险的一个。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是历史发展终结时，被遗弃给我们的淘汰品。”

伯格多诺维奇突然在身前挥挥手，好像是在竭力赶走某个不吉利的念头，而不管他怎么费尽心思地不予理会，它始终都会再度出现。

“尽管有所有这些，尽管我知道关于他的一切，我还是发现他拥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他拥有一种直觉，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又与之类似的天赋，他能看出任何一个人为满足个人欲望可能跨越的极限。没有人能比一个完全丧失道德感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道德力量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行为完全自由的个体，独自生活在这个由在这样或那样的约束之下生活的人们组成的世界上。”

伯格多诺维奇似乎有些困窘，他那深感不安的脸上掠过一个微笑。

“你得原谅一个老人说话时跑题。我现在理解了杰里米最后一次和我谈话时的心情，他一定是急切地想把所有的事情倾诉给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

“那天他告诉我的事，在我们多年的‘特殊关系’中，他以前从来没有提过——他是怎样长大的，他最初踏入政界时做过什么：他是用什么方式利用别人，利用那些以为他和他们有着同样信仰的人。如果你不考虑他的话里丝毫没有自责和悔恨的成分，那你会觉得这番话像是一次临死前的忏悔。只是，我非常清楚，那不是他的死期，而是我的。

“他要杀了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让别人干掉我。他别无选择。这就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就是我死的那天对你说的：克格勃的档案已经公开，某仑人在里面发现某些与他有所牵连的东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如果那个与他有过接触的克格勃特工，那个惟一能够提供某种细节——叙述出见面的日期、地点——的中间人死掉的话，他们就无法利用在档案中找到的记录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勒索，那么这样一来，那些记录也就无关紧要了。当我最早得知美国情报人员正在仔细研究那些记录的时候，我就明白，富勒顿将会意识到他必须做什么；在我们进行那次交谈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是的，安托内利先生，我杀了杰里米·富勒顿。我在戈德曼的公寓外面等着，跟随他们两人到了圣弗朗西斯饭店，又从那儿出发继续跟踪他们。她把车停在他的车旁边。透过浓雾我只能看见汽车尾灯。我开车超过他们，在前面半个街区远的拐角处？自好车。他们坐在她的车里，聊了几分钟之后他终于下了车。在那么浓的雾里你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能听到她发动车子，急驰而去，弄得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摩擦声。她一定是生着气走的。

“他站在车门前，摸索着钥匙，这时我喊了他的名字。他看起来几乎是很高兴见到我。他上了车，给我打开了另一侧车门。他大笑着，开始告诉我他刚刚与那个女人——阿莉娅·戈德曼谈话的内容：他不但不打算与她结婚，而且他还非常清楚孩子不是他的，而她也同样心知肚明。我开枪打中他的时候，他仍然在笑。

“我认为他从来没想到，任何人，甚至是我，会乐于和他一样不择手段。我不想解释说我是出于自卫，我的朋友；但是有时如果你不先出手，你就根本不会再有任何出手的机会了——没有人告诉过你吗？”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把事情做对的机会。我尽湍量谨慎行事。

“从你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来看，你或许可以为杀人罪作出辩解。”

伯格多诺维奇明白我在想些什么。他立刻打消了我的念头。

“不，安托内利先生，我考虑的不是那种安排。我没有兴趣待在美国的监狱里浪费时间，无论多长时间都不行。此外，”他的眼神传递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你认为他们会允许我作出任何辩解吗？你认为我愿意看到法庭审判的内情吗？我以前告诉过你，并且试图警告过你：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总统的人——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杰里米·富勒顿的真实身份；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爱国者，因为那会使他们自己显得比他们的实际情况好得多。”

这一切简直令人发狂。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谋杀了杰里米·富勒顿，却心安理得地让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替他顶罪，让他在死刑犯监狱里备受折磨，而他自己却在监狱外面，凭借诈死得来的遗产收益，奢华逍遥地度过余生。依照伯格多诺维奇的说法，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在历史发展的尽头被遗留给我们的弃儿。那么哈迈尔·华盛顿又算是什么——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后的牺牲品？

“你必须回去自首，”我说着，很快变得愤怒起来。

“这是惟一的办法，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救出那个无辜的人。”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一个微笑深深地刻在他的唇上，那个微笑看上去微妙、狡诈而又意味深长。

“几个月前，就在我即将死于那场可怕的爆炸之前，我寄给我的兄弟阿卡迪一个包裹，寄到这儿，博迪盖拉。我担心我可能会出什么事，”他解释说，眼睛里闪烁着恶作剧的调皮。

“我寄出包裹时还附有指令，叫他不要打开包裹，在拿到我的财产收益的同时，把它交给我的律师阿尔伯特·克雷文。”

伯格多诺维奇停顿了一下，递给我一个表情，要我相信他的话。他早就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那就是他根本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儿，直到他从阿尔伯特·克雷文的电报中得知这个消息。

“我想你会找到你需要用到的一切，我的供词，关于我和富勒顿种种交易的叙述，还有——哦，是的——一份克格勃档案的复印件。”

他看到了我吃惊的表情。他开始迈上台阶的时候，拍了拍我的后背，大笑起来。

“你认为我会把自己效力于克格勃的惟一一份永久记录存放到某个不中用的档案管理员手中吗？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安托内利先生；我可从来不是一个傻瓜。”

在台阶顶上，他转身看着我，沧桑的眼睛里露出一个不祥的神色。

“你知道要把这材料交给谁吗？仅仅找到某个掌握权力、能满足你的愿望的人还远远不够。你必须找到一个想要毁掉杰里米·富勒顿的人，一个想要坚决毁掉他的名声的人。”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