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为数不多的那些持高度保守政见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年纪足够老，就会依然记得：希拉姆·格林是加利福尼亚曾经有过的惟一一位真正的州长。

格林行使否决权的次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州长都频繁，更难得的是他利用州长的这项权力，使那些能创造财富的有钱人免受更高赋税的困扰，同时使公共财富不会流入那些不该受到赈济的穷人的腰包。只是因为他的一些密友和最信赖的顾问牵扯进了一系列不幸的丑闻，他才没能在选举中赢得第二个任期。

这位前州长几乎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那是一座涂着白色水泥外墙的小楼，红瓦砌成的屋顶积满了灰尘，它所在的那条街离威尔郡林阴大道不过一个街区，街道两边树立着一排排的棕榈树。失去州长职位后，希拉姆·格林本可以加入洛杉矶十二家更大的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一家，但是，与为自己赚钱相比，替别人赚钱他就更没兴趣了。他从不操心那一类事情。还是同一批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给予经济支持的朋友，在贝弗利山庄为他买下了一处他喜欢的房子，并且安排好一切，让他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大家都清楚，他永远也不必在那家事务所里操持法律事务。在那扇漆成黑色的门上，镶嵌着一块锃亮的黄铜咨询牌，上面排列着一串名字：马丁、希弗金、汤姆里森和格林。不过，来见格林的人没有一个是来寻求法律咨询的。

我搭乘早班飞机从旧金山赶到洛杉矶，提前几分钟到了他的办公地点。等候室里没有别人，在那扇滑动玻璃窗后面。本该坐着接待员的那张桌子旁空无一人。两张米色的沙发面对面地摆在一块手工编织的东方地毯上，没被地毯遮住的部分硬木地面泛着自然木质的光泽。在一张玻璃咖啡桌上，十二本杂志被一丝不苟地整理成极为平行的两个竖排。

如果随手拿起一本翻阅，因此而打乱了它们的顺序，那简直就像是一种恶意的行为。稍远些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它被镶嵌在精美的镀金画框里，我信步走到它跟前，更近距离地研究着。

“这是我妻子最喜欢的画，”一个声音愉快地说道。希拉姆·格林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胳膊上。

“很抱歉让你在这儿等我。”

我转过身去，和他握了握手。他的个子比我高，不是高很多，大约一英寸左右，不过对一位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个身高真是令人吃惊。他年轻时一定超过六英尺高。

“我很高兴你能来这儿，”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似的。

“让我带你四处看看。”

我很快就发现，他很乐意带着初次来访的客人四处参观他的办公室，显然没有几件事能让这位老人如此喜欢。他的照片到处都是：通向房子中心的走廊的墙上、阅览室里、会议室里、复印室里、咖啡间里，在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里，都能看到他的照片；那些黑白照片描绘了近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史，见证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在这一时期里的一些事件。这一切仿佛在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件不曾在某个方面与无所不在的希拉姆·格林有所关联。在一幅加框的照片里，他正在和贝利·高德沃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64年曾与林登·约翰逊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握手；而紧挨着这张，在另一张照片里，他在和理查德·尼克松握手；再过去一张，是和罗纳德·里根；稍远一点儿的一张上，则是和乔治·布什。照片里那些名人的脸各不相同，但是在每一张照片上名人旁边的那张脸总是同一个人；有时稍稍年轻些，有时略微年长些，有时穿着一套黑西装，有时则换成一套浅色的；但是那张面孔却是不变的，带着同样的表情，年复一年，仿佛他毕生的时间，或许比一生都长的时间，都被用来盯着照相机的镜头，像施催眠术一般将一个个瞬间变成不朽，在那些瞬间里，一切事物都凝固成永远不变的一幅画面，摄影师的整卷胶片都只有这惟一的一幅画面。

我走在格林的身边，听着他絮絮不休的独自，边走边观察着他的脑袋。几缕稀疏的灰白头发从他饱满的前额上直梳到脑后，它们上下来回地摆动着，就像一只乌鸦正在颇有章法地啄食着一条试图躲藏的昆虫。

“尼克松很有才华，”他冲一张照片点点头，给我解释道。那张照片是在尼克松年轻时拍下的，那时他正在和电影演员麦维·道格拉斯的妻子海伦·格哈甘·道格拉斯一起竞选参议员。

“很有才华，”格林又重复了一遍，仿佛他和尼克松有过亲密的交往。

“可是，他永远搞不清做参议员和当总统的区别。”

不管是出于遗憾，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格林摇了摇头，似乎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就近乎于玷污了尼克松的名誉。

“没有风度。当你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会发觉他一点儿风度也没有，”他说着，头摇得更厉害以示强调。

我们还没走两步，他又停下来，指给我看另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正在和风度翩翩的罗纳德·里根握手。

“里根很有风度，”他观察着，脸上的微笑里透着精明。

他停了下来，好让我细细地回味一下，刚刚他对这两位共和党总统所作的对比，他们俩都是加利福尼亚人，一个从总统职位上被赶下台来，另一个很久以前就退休了。他竖起手指，看着我的眼睛。

“但是他没有才华，”听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一个很少与别人分享的秘密，“甚至不够谨慎。”格林耸了耸肩膀。

“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同时具备尼克松的头脑和里根的举止，这太糟糕了。好吧，谁又知道呢，或许有一天会有这么一个人。”

他开始想要再说些什么，不过似乎又得更好地考虑一下该不该说。然后，仿佛他已经作出决定，认为我终究还是可以信任，于是他这才接着说下去。

“但那个人不会是奥古斯托·马歇尔，虽然上帝知道那个狗娘养的傲慢家伙以为自己注定有一天会当上总统。耶稣基督，”他低声咕哝着，把我领进他的私人办公室，“在这个州里，任何一个人，只要被选上当个什么一宫半职，就会以为自己一定能成为总统。”

靠近他那张巨大的胡桃木办公桌的前角，斜放着一把深蓝色的扶手椅，他指着那把椅子冲我做了一个手势。他坐到那把栗色的真皮座椅里，把头靠在椅子背上打量着我，头脑里像是在对我做着评估，试图判断出和他将会给予我的帮助相比，最终我能回馈给他多少更大的用处，无疑他也曾以这种方式，作为中间人从几桩最大的生意中获利。我意识到，正是这样一些时刻，让他感到活着的愉快。在他这个年纪，其他大部分人不是年老昏聩，嘴里流着口水，头脑里丧失了大部分记忆；就是在家人和朋友宁静的怀抱中，安享最后的日子，不再因追逐财富而招致伤害，也不再为满足野心而遭遇危险。可是希拉姆·格林却完全不同，他的头脑绝对清晰，什么事情都牢记在心，他继续行动着，仿佛惟一重要的生存目标就是策划下一次的政治行动，那是一次惟有他将会去掌控，而其他任何人甚至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尝试的政治大演习。

“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见我，”他终于开口了，一边说着，一边估量着他的话制造出来的效果。

“我是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和您见面，将会有助于我了解一些主要人物的背景，”我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不带任何指向。

格林愉快地微笑起来。

“那么，是某个人给了你提示，说我能告诉你一些有关州长的事，那正是你需要了解的，对吧？”

“是这样的。”

“因为我对奥古斯托·马歇尔那个杂种的轻视，”

他说这话时，脸上仍挂着微笑。

“别难为情，安托内利先生，”他拽了拽灰色开司米短上衣的袖子，继续说道，“他背叛了我。我当然完全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快。当你搞政治的年头像我这么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每个人迟早都会背叛你。就像我确信你已经了解的那样，杰里米·富勒顿在这方面就相当有名。不过他是个民主党人。我从来也不了解他。我了解的是马歇尔。了解他？实际上是我发现了他。可是他背叛了我，而且他的做法也和所有人一样。我给你讲讲那是怎么回事好吗？”

即使我对他说不，他无论如何也是要对我说的。那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你不得不扮演那么一个重要的角色，被某位掌握权柄或是声名显赫的人所背叛。

“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很像今天这个日子，”他说道，虽然今天并不是星期六。

“大约十二年以前。我邀请马歇尔来讨论一些我想和他一起作出的安排。首席大法官——阿瑟·西蒙——或许你还记得这个名字，不知道？好吧，不管怎么说，阿瑟·西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格林说着，突然大笑起来，“不幸的是，那并不是他和尼克松惟一的共同点。”

虽然那是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事，但是当老人开始叙述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时，听起来却仿佛只是在我进门前几分钟，那位现在已经当上州长的男人才刚刚从这儿离开。

“起初他并不想承认我们来这要谈论的事情，尽管那是星期六上午单独在我的办公室里，”格林开始给我讲，“他们都是如此，”他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野心勃勃的男人们都试图隐藏起他们的企图。最后，在我至少提醒了他两次，告诉他应该非常清楚我们要谈什么之后他才承认。不过，他只是带着一种极不情愿的样子，勉强承认他认为可能会跟‘首席检察官这事’有关。”

格林看着我，他那张尽显老态的嘴上，露出了一个充满蔑视和冷漠的微笑：“‘是的，那是当然，’我对他说，‘我们已经留意你一段时间了。’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一个政治家，’马歇尔在椅子里挪了挪身体，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身体前倾着对我说道。他们都那么做，”格林又插进来一句解释，“当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确实很真诚时，他们都会摆出那样的姿势。”

“‘我想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首席检察官，但是我永远不能在自己坚信的那些原则上妥协。’”

格林扬了扬眉毛。

“你能猜到在我听到他那番虔诚的宣言之前，我已经听过多少同出一辙的表白了吗？多得我都数不清。”

“‘我们不是要你在某些事情上妥协，’我告诉他，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你成为共和党原则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共同享有的原则，也是首席检察官已经背叛了的原则。

“然后我把事情的真相，或者说接近真相的东西，告诉了他。”

格林闭上了眼睛，过去的一切重又历历在目：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那个充满尔虞我诈的无休无止的循环里，他生活的意义只在于漫长的一系列的背叛和复仇。

“‘阿瑟·西蒙也是这样开始他的事业的，’我对马歇尔说，‘就在这儿。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个位置上。他从来没有竞选过政府职位，而且我认为他也从没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很多方面他和你的情况完全一样，是一位成功的检察官，而且和你现在的年龄也差不多。他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但是不怎么情愿，这也很像你现在的心情。他的担心也和你差不多，他害怕如果卷入政治就会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放弃他所坚信的事情。他完全是真诚的，同时也是个傻瓜。不过，’不等他反驳，我就接着说道，‘我并不认为你是个傻瓜。远非如此。’”

格林睁开了眼睛，一丝微妙的笑意在他的嘴角上若隐若现。

“我记得当时我在猜想，他是否会像其他人那样，把一个仅仅出于奉承的谎言当做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立刻接受我所说的话。你应该能想到，很久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虚荣心人皆有之’这条定律对任何人都无一例外。至少我没遇到过例外。你呢，安托内利先生？”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虽然我没说话，但他已经看出了我的答案。

“‘不，’我接着对马歇尔说，‘你的才智远远胜过阿瑟·西蒙。你看，西蒙真正顾虑的是，没有什么事物使他相信到矢志不渝的程度，即使它变得最不为大众所接受，他也决不放弃——西蒙没有这样的信仰。任何人都会对差不多每个人似乎都相信的事物深信不疑，每个人几乎都是这样。但是你和那些人不同，’我向他保证，‘你根本不会那么做。所以说，马歇尔先生，我们不希望你在自己的原则上作出让步。这是我们惟一期望你永远不要去做的事情。永远。’

“马歇尔笔直地坐在那儿，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这一点您完全可以相信我，州长先生。’”

“正如你的想像，安托内利先生，”格林的声音昕起来很冷漠，“我不打算去承担那样一个挑战。我把话题转到更实际的事情上。我告诉他钱不是问题。我们能募集到一千万或者两千万美元，需要多少都不在话下。而且我们有合适的人选来运作竞选事宜。所有他必须做到的就是成为一名候选人。接着我把问题直接摆到他面前。‘好吧，’我这样问道，‘你愿意做我们的候选人吗？’”

“他没有犹豫，即使是最轻微的动摇也没有。他愿意，是的，就像任何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人一样热烈。接下来，我说出了坏消息。”

“‘你一定清楚，你没有丝毫取胜的机会，是吗？’”

“他不想接受我的说法。‘我知道风险很大，’他回答我，‘可是我不能肯定，我就没有丝毫取胜的可能。’”

“‘是的，你没有可能取胜，’我坚持着我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可能都没有。完全没有。’”

“我尽力给他解释我认为已经对他说过的情况：阿瑟·西蒙已经放弃了所有保守派的原则，他那样做大概是不得不借此赢得公众的支持。现在他是加利福尼亚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即使是一个讨人厌的骗子，也会为了投西蒙一票而出卖自己的母亲。”

格林说这话时的语气让我感到，西蒙获得的这种众望所归的成功至今还令他妒忌不已。

“西蒙是个精明的动物。我把这告诉了马歇尔。我对他说，西蒙会在现场说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话，无论他说的是什么，当他说的时候，他自己也相信那些话。在我见过的人当中，西蒙最会自欺欺人。至少，”他挑了挑眉毛，又加上一句，“在我遇到奥古斯托·马歇尔之前。”

老人略带笑意的脸上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西蒙完全是表面化的，在这层乔装之下真心已经不复存在。我想那种真心曾经有过，不过已经死掉了，或者迷失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情况。如今表层的东西就是他的全部，这个表层如此完美地反映着他周围的一切，以至于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想看的，听到他们想听的。那是一种天才的方式，真的。”

格林想到了什么。他一边挠着下巴，一边注视着我。

“在很多方面，不过特别是在那个方面，阿瑟·西蒙恰好和杰里米·富勒顿非常相似。一个是共和党人，另一个则是民主党人；一个被认为是保守派，而另一个则是自由主义者；不过那些都是他们假以利用的标签，因为他们必须得说自已是个什么人物。他们两人都在慢慢前行，靠近那个巨大的无以名状的中心地带，在那里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否能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

格林在空中挥了挥手，好像是在为自己的离题开脱，或者说，更像是竭力去忘掉他对取代自己位置的那类政客是多么失望。

“马歇尔没有任何战胜阿瑟·西蒙的可能，完全没有。取胜并不是让他参加竞选的理由。我竭力给他解释，他参加竞选不是为了获胜，而是表示一个姿态：西蒙已经失去了保守派的支持。如果马歇尔在初选时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我们就可以说服别人支持我们的观点；如果他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那么西蒙可能就会第一次看起来有懈可击。可是马歇尔不能接受这种只考虑失败的想法。他不得不提出心里的疑问，‘那么，如果我获胜呢？’”

“‘你会输的。’我对他说。‘不过你记住，’我想给他一点儿建议，‘每一次竞选总会有失败者。西蒙的志向不是待在首席检察官的办公室里。他将会竞选州长，如果不是那样，就是竞选参议员。’”

格林用一种坦率亲切的态度注视着我，我一看到他那种表情，就马上明白，他已经和一百万个人握过手，并且撒过一千个谎。

“‘那么这之后，下一次，’我说道，‘你能赢得提名，并在选举中获胜，那时我就能称呼你首席检察官先生。我将盼望着那一刻的到来。’”

奥古斯托·马歇尔接下来的行动正如希拉姆·格林所期望的那样。在他宣布参加竞选后的凡星期内，他从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无名之辈，一跃成为受人关注的政坛新人，将要挑战广受欢迎的共和党现任首席检察官。民意测验的调查表显示出他的进展：第一个月末他的支持率是百分之十二，第二个月末百分之十七，到了第三个月，达到百分之二十三。之后，经过一个月筋疲力尽的努力和数目不菲的开销之后，一切都进入了终结。他的民众支持率始终停滞在百分之二十三。为了证实他能取胜，马歇尔做出了各种尝试，可是他的努力无一奏效。又过了两个月，仍然没有起色。希拉姆·格林是对的，他将会输掉竞选，虽然他从未这么说过，马歇尔很聪明，他最终才领悟到他永远没有机会首先取胜。之后，在离初选只剩下几周的时间里，阿瑟·西蒙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希拉姆·格林，也不曾在他们全盘的政治谋划中，把它当做一个可能会偶然发生的因素。西蒙死了。

希拉姆·格林不知道该去如何思考发生的这一切。所有令他确信无疑的便是，在西蒙濒临死亡的那个瞬间，他推举的那位注定要输给西蒙的候选人，一下子变成了保守派的第一人选，而他的获胜几乎已成定局。马歇尔是共和党的提名人，民主党本来有获胜的机会，但他们当中没人打算和阿瑟·西蒙一争高下，这样一来，马歇尔便以绝对优势当选首席检察官。当一切尘埃落定，剩下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在贝弗利威尔郡饭店的大舞厅里为马歇尔举行庆功演讲；在那个时候，马歇尔转身走向希拉姆·格林，走向这个引导他加入这场竞赛，而且曾预言他不可能取胜的男人。格林还记得马歇尔注视他的神情，明朗的微笑，伴着轻松友好的举止，而且他也同样清楚地记得，那一刻自己是如何确信马歇尔打算向他致谢，感谢他曾为之所做的一切。接着马歇尔开始说话了，他的眼神也随之变得严厉无情。

“‘假如我失败了，’马歇尔说道，‘你会再找别的什么人参加下一次竞选，对吧？’”

人群呼喊着马歇尔的名字，声音越来越大，要求新的领导人倾听他们的呼声——他们总是这样要求。马歇尔站在那儿，高高地昂着头，来回挥舞着他的手，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

“我记得那时我在想，”格林若有所思地大声说道，“我是否永远不可能停止对阿瑟·西蒙的怀念。”

奥古斯托·马歇尔当选首席检察官两年之后，也正是离下一届选举还有两年的时候，他结束了和妻子长达二十年的婚姻关系；他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深思熟虑，如今这种谋划已经成为他的本能。他的妻子仍住在贝莱尔的家里，而他只保留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公寓，离他在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厦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半街区。那个地方成了他惟一牵挂的家。

他悄无声响地公开了离婚的消息，把整件事情处理得十分谨慎，期望每个人都能理解那只是一桩纯粹的个人不幸。四年以后，他和赛尔达·圣·罗杰斯结婚，这位新任妻子的父亲拥有洛杉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们的结合所受到的关注甚至超过几位加利福尼赈州州长的就职仪式。就像每一位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所撰写和观察到的那样，那是一个新当权者和被人艳羡地称作“世家之后”的完美联盟。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们同加利福尼亚的传统之间的联系，新郎和新娘在卡梅尔度过了蜜月之旅。

“我可以拿任何东西和你打赌，”格林乜斜着眼睛说道，仿佛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想到的那幅情景，眼睛里闪烁着恶意的嘲弄，“他们新婚之夜的大部分时间一定都花在收看关于他们婚礼的电视报道上了。你认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只为了娶她？三个星期后他宣布将要竞选州长。他得到了他岳父的报业集团的支持。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只有女人才用和人上床的方式往上爬。”

希拉姆·格林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朝一个柜子走去。他倒满一玻璃杯白乎乎的东西，用勺子搅了搅，然后哆嗦了一下，强迫自己喝了下去。

“胃溃疡，”他回到桌边，一边拍着胃部，一边解释道。

“你知道奥古斯托·马歇尔担任首席检察官以后的八年时间，以及在他当州长的这近四年里，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吗？”

他又喝下去一点儿药，随之皱起了眉头。

“一次也没有。甚至没有寄过一张圣诞卡，这个不知好歹的狗娘养的东西。”

他看了看盛着药的玻璃杯，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我。

“我应该给你来点儿什么，”他说道，“不过今天是星期六，这儿一个人手也没有。”

就在我又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告诉他今天是星期几时，他桌角上的那个控制台的蜂鸣器响了起来。传出一个女人轻柔的声音，我猜测那可能是接待员，她温柔地提醒他一小时后还有一个午餐约会。谢过她之后，格林继续我们的谈话，仿佛这与他刚才说过的话没有丝毫矛盾。或许在他这个年纪，当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思考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时，每一天对他而言似乎都像是星期六。

“现在你得到了，安托内利先生，”他接着说道，“奥古斯托·马歇尔简短的历史。真的别再把它传播给别的人了。的确，有些人很幸运，而有些人则不然。”

格林微笑着，可是他声音里的苦涩却难以遮掩，仿佛时至今日他仍然对过去的一切耿耿于怀，他把那个新手从默默无名的生活圈子里拯救出来，而发生在那个人身上的一切，却恰好反衬出他自己在仕途上遭遇到的不公平的厄运。

“阿瑟·西蒙看上去非常健康，和任何一个你见过的人一样。六周之前他刚做过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他的父母双方都没有心脏病的家族史，他不吸烟，而且几乎滴酒不沾。他很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参加慢跑、游泳、打网球——他的身体状况可以说好极了。尽管他连他母亲也会卖了，如果需要的话，你看他就背叛了我，但是在健康风险的标准清单里那并不算严重的风险。如果是，”他的身体因为大笑而颤抖了起来，“那么美国将不会有一位健在的政治家，奥古斯托·马歇尔至少十年前就该死掉了。”

格林把两只手都压在大腿上，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奇怪的是，”他终于又开口了，“搞政治的人几乎从来不会死在掌权的时候。”他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讽刺的微笑，或许是在承认他曾多少次骗过死神。接着他又加上一句，“也不会死予自然原因。”

格林抓着椅子的扶手，支撑起自己全身的重量。他的视线越过我，那双衰老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无情的精明。

“阿瑟·西蒙是我九-九-藏-书-网听说过的惟一一个猝死的人，而且对所有人来说，他的健康状况似乎都算得上无可挑剔。”

他把目光又移回来，注视着我，我想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幸灾乐祸的神情，那神情仿佛在说，他曾经幻想过某个人走上多远，可能就会遭到报应，而今他活着见证了自己的想像，这使他从中获得了某种快感。一个带着那种表情的人，他一生全部的智慧自始至终只是让他得到这样的领悟：没有一个人，当他为任何人做任何事时，会不先问清楚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

“先是西蒙，现在是富勒顿，”他侃侃而谈。

“事情发生的方式非常奇怪。如果西蒙不死，马歇尔永远不可能成为首席检察官；而假设富勒顿不被杀死，他也绝对不可能再度当选州长。单独看这丽件事其中的任何一件，似乎都只是偶然事件，不是吗？那些偶然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助于解释几乎每一个成功的男士或女士在政治上发迹的缘由。可是，两件事放在一起看——西蒙和富勒顿，运气好得惊人，不是吗？我得说，史无前例。如果我还找不到更好的理解，我可能就会开始相信，奥古斯托一定跟其中的这一件或是那一件有所牵连，也或许是两件事都有份儿。”

“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理解？”

格林的下嘴唇上萦绕着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

“是的，”他回答道，“这个国家不会发生那类事情，是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袖子上，一起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的步子比我刚来的时候慢，而他现在讲话的声音不知怎么搞的也很难听清楚。当我们走进走廊时，他在一幅镶框的照片前停了下来。照片上的理查德·尼克松，那时刚从加利福尼亚南部当选国会议员，看上去非常年轻，一头黑色的鬈发，眼睛里还透着紧张和锐利的神色。照片是在一次奠基仪式上拍下的。尼克松的身边还站着另外五个人，他们略微围成一个半弧形，每个人都俯身挥舞着一把闪亮的银色铁锹，眼睛注视着前方的镜头。格林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在这张照片上你还认出谁了——我是说除了尼克松和我之外？”

我仔细地搜寻着这六个人微笑的脸庞，现在他们这些人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老了半个世纪。

“不行，我恐怕认不出别的人了。”

“左边远一点的那个，”他说着，指给我看。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褐色的双排扣的西装。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在微笑着，可是他微笑的那种方式和身边的人有些不同。他似乎更自信，也更放松，看上去不是太急于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

我还是想不出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那个能做到的人。”格林看到了我眼里的疑惑。

“他能成为我以前告诉过你的那种人，”他提醒着我，仿佛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没谈论其他任何事情。

“头脑像尼克松，而举止像里根。这丽方面他都具备，或许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人，而且是我身边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他完全能够一路扶摇直上，州长，总统。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他能够做到取得成功必须要做的一切。他总是能够做到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也许他从来不想去参与竞选的原因就在于，”他乜斜着已经褪色的照片，又说道，“和他有关的很多事情可能会被揭穿，那些事情我确信他是想要隐瞒的，事实是劳伦斯总是太热爱金钱。”他说着摇了摇头。

“劳伦斯？”

“是的，”他把脸转向我，回答道。

“劳伦斯·戈德曼。我相信你已经听说过他了。我们曾经是好朋友，那时候我还能从他那儿募集到我们投入竞选的经费，比如给马歇尔准备第一次投入战斗时的花销。”

“是哪一类事情让他认为自己一定得隐蔽起来？”我问他的时候，竭力想要掩饰住自己强烈的好奇心。

格林看着我，好像他在克制着自己，不要为某个极为有趣的秘密而大笑起来，而那个秘密几乎精彩到无法不与人分享的地步。

“所有的一切，”他说着，带着我离开了这条挂满黑白照片的走廊。走廊上的这些镶在框里的照片，和其他数以百计的全部照片，都被如此精细地挂在墙上，它们在讲述着一个生命的故事，而这个生命却已经被其他人设法遗忘了。

户外，阳光在人行道的远处闪着微亮，高大而略有些倾斜的棕榈树矗立在路旁，我走在宁静的树阴下，希拉姆·格林的面孔和他说过的话，就像一部老电影，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到达飞机场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我想知道在这慵懒的空气的气味中是否存在着什么东西，这东西使格林得以享受如此漫长的生命，并且使他生活在一个似乎真的经历过的奇特的虚幻世界中。在我的头顶之上，飞机一架接一架不停地驶入城市的上空，运送来更多怀揣着梦想的人们，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声名显赫，如同那些生活在全美国人梦想中的名字和面孔，而那些面孔却是他们永远不能认识和了解的陌生人。

我赶上了飞往旧金山的下一班飞机。等飞机平稳地飞向北方，开始了它的短途航行之后，我打开了从机场买来的报纸。在第一版右边的专栏上有民主党新提名的州长候选人阿莉娅·戈德曼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展现着让我感觉似曾相识的笑容，看上去就像我在希拉姆·格林的办公室那条幽暗的长廊上看到过的那些面孔。根据报纸上的描述可以看到，虽然她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政府公职的竞选，但是她的支持率却只落后于奥古斯托·马歇尔七个百分点，而且现在距离选举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折起报纸，闭上了眼睛。这时我想起了希拉姆·格林曾对我说过的话。先是阿瑟·西蒙，然后是杰里米·富勒顿。那只是偶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