嘁，我认识那个女人。她就住在莱诺克斯大道上，曾经养过一群鸟。也认识她丈夫。他迷上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被那么一种深不可测、鬼使神差的爱情闹得又是幸福又是悲伤，结果，他为了维持那种感情，朝姑娘开了一枪。那个女人名叫维奥莱特，她到葬礼上去看那姑娘，还拿刀子去划死者的脸，结果大家把她摔倒在地，然后扔出了教堂。之后，她在漫天大雪中跑掉了，回到家里，把鸟都从笼子里掏出来拿到窗户外面，随它们冻死或是飞走，包括那只会说“我爱你”的鹦鹉在内。

她跑回家时穿过的那场雪被大风吹乱了，雪地上没有留下她的足迹，所以有一阵子谁也搞不清楚她到底在莱诺克斯大道的什么地方住。可是，像我一样，大家知道她是怎么回事，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她的丈夫乔·特雷斯，开枪打死了那个姑娘。一直没有人去告他，因为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开枪，而那死去姑娘的姨妈知道花钱也买不来什么好处以后，也不想把钱白白扔给那些没用的律师和哈哈大笑的警察了。更何况，她还发现那个杀了她外甥女的男人整日以泪洗面，而这对他、对维奥莱特，都跟蹲监狱一样糟糕。

虽说维奥莱特惹了麻烦，她还是在“塞勒姆妇女互助会”一月份的例会上被提名为困难补助的对象，不过随即遭到了否决。这是因为现在只有祈祷——而不是金钱——才能够帮助她，因为她还有个多少有点本事的丈夫（他可不能再垂头丧气的了），还因为住在134街的一个男人和他全家遭了火灾，什么东西都没剩下来。互助会活动起来，给那烧得精光的一家子张罗救济，而把维奥莱特搁下，让她自己琢磨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该怎么处理好。

这个维奥莱特五十岁了，瘦得皮包骨头，不过，就是在她搅乱了葬礼的时候，还是很好看。你会想，被人从教堂里给扔出来，应该算到头了吧——丢人现眼，还有别的——可是，还没完哪。维奥莱特真是差劲得可以，也好看得可以，她竟然想，就算自己没有屁…、也不年轻了，她还能给自己找个男朋友，让他到家里来幽会，以此惩罚乔。她以为这会把他的眼泪擦干，同时也让自己得到些满足。我估摸着，那本来是行得通的，可是，自我毁灭的孩子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他们总是轻易相信，没有人因为他们实际上不在了还爱他们。

然而，乔压根儿没注意到维奥莱特和她的男朋友。是她踹了那个男朋友，还是男朋友甩了她，我不敢说。可能是他觉得，比起他对隔壁房间那个伤心欲绝的男人的同情，维奥莱特的馈赠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我拿得准的是，那桩烂事持续了不到两个星期。维奥莱特的下一个计划——跟她的丈夫重拾旧爱——还没立稳脚跟就抽了她一嘴巴。她能做到的只有给他洗手帕，把饭菜摆到他眼前。有毒的沉默好像一张大渔网在房间里漂浮，只有维奥莱特一个人声色俱厉，倒打一耙在数落乔。白天乔总是没精打采的，到了晚上他们两人又都焦灼不安，这肯定把她给折腾惨了。于是她决定去爱——或者说，去了解——那个十八岁的姑娘；那张她曾经想一下子划开的奶油色小脸蛋，其实不过是个草包而已。

维奥莱特起初对那个姑娘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名字、年龄，还有就是那家合法执业的美容院对她的评价相当不错。于是她着手搜集其他信息。也许她觉得可以用那种方式揭开爱情之谜。祝她好运，咱们走着瞧。

她见人就打听，首先去问楼上的邻居玛尔芳——是她第一个把乔的脏事告诉了维奥莱特，而且，乔和那个姑娘就是用她的公寓作了爱巢。从玛尔芳那里，她了解到那个姑娘的住址和家庭背景。从合法执业的美容师们那儿，她了解到那个姑娘用什么颜色的口红，她们用了哪把火剪子给她烫头发（我倒是觉得那个姑娘不需要把头发拉直），那个姑娘最喜欢哪个乐队（“苗条贝茨”的黑檀木键倒还不错，可那个主唱肯定是他的女人，要不他干吗让她糟蹋他的乐队呢）。维奥莱特请教了乐队的人，跳起了那个死去的姑娘曾经跳过的舞步——整整一套。她把那种舞步跳得滚瓜烂熟——双膝惟妙惟肖，所有人，包括她的前男友，都觉得她恶心极了，这一点我当然不意外。这就好比看着一只浪迹街头的老鸽子去啄猫儿掉下的沙丁鱼三明治的渣子。可维奥莱特偏偏非常执拗，冷嘲热讽和白眼都拦不住她。她出没于PS-89学校，找认识那个姑娘的老师们谈话。她也去了JHS-139学校，因为那个姑娘在长途跋涉去瓦德雷上学之前曾经念过那个学校，原因是她所在的区里没有一所高中招收黑人女生。有好长一段时间，她缠着那个姑娘的姨妈不放，那是个高贵的女士，偶尔能在服装区找到俏活儿。到头来姨妈也没了魂儿，开始盼着维奥莱特来，跟她一起聊聊外甥女的少不更事和品行不端。姨妈把死去姑娘的遗物都拿给维奥莱特看，她自己也渐渐明白（就像我一样），这个外甥女既固执又狡猾。

有一件东西很特别，姨妈拿给维奥莱特看，最终又让她保存了几个星期，就是那个姑娘的一张正面照片。没在笑，但至少是活生生的，而且非常大胆。维奥莱特鼓足勇气，把它摆在自己家起居室的壁炉台上。她和乔都迷惘地望着它。

这个家本来够凄惨的，鸟都没了，他们两个又整天哭泣抹泪；可是春天来到大都会的时候，维奥莱特看见另一个头发在脑袋两边各烫成四道波浪的姑娘走进公寓楼，胳膊底下夹着一张“正点”唱片，手上拿着一包生肉。维奥莱特请她进来试试唱片，莱诺克斯大道上的三角丑闻就这样开始了。这事好不了，指不定谁要朝谁开枪呢。

我为这大都会发狂。

日光斜射，像刀片一样将楼群劈为两半。在上半块，我看见一张张面孔，很难说清楚哪些是真人，哪些是石匠的手艺。下半块是阴影地带，所有玩厌了的把戏都在那里发生：单簧管和调情，拳头和伤心女人的哭声。这样一座城市让我容易做不切实际的美梦，容易感情投入。嗳。就因为上面是明亮的钢铁在摇晃，下面是阴影，才会这样。当我沿着河岸的一块块青草地望过去，看见教堂的尖塔，看见公寓楼奶油色和紫铜色的大厅，我才觉得踏实。是的，很孤单，但是高高在上，牢不可破——就像一九二六年的大都会，所有战事都已结束，而且再不会有下一次了。下面阴影里的那些人为此感到高兴。终于，终于，一切都欣欣向荣了。聪明人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听众和读者则表示同意：新时代来临了。注意啦！都过去了！悲伤的玩意儿，丑恶的玩意儿，让人无可奈何的玩意儿，过去人们生活的方式，全忘了吧！你们看吧，历史终结了，你们大家，还有一切，终于都欣欣向荣了！在大厅里，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的人们憧憬着未来的计划、桥梁和迅速对接的地铁列车。A&P超级市场雇用了一个黑人职员。长着大粗腿和粉红色猫舌头的女人们把钞票卷成绿色纸筒存起来，然后大笑着搂作一团。普通人把小偷堵到小巷子里，把丢掉的钱马上抢回来，如果这家伙是个傻瓜、抢错了人，他可要遭到小偷们的围堵了。阿飞们四处分发糖果，尽可能让自己引人注目，为了哗众取宠，他们衣着格外花哨，并且寻衅滋事。谁也不想给送到哈莱姆医院的急救室，可要是轮到那个黑人外科医师出诊，自豪感就会令疼痛减轻。再有，尽管有人宣称第一批黑人护士的头发同正规的贝尔维尤护士帽不相称，现在还是有了三十五个护士了——全部都是尽心尽责、技艺超群。

没有人说过这里美妙，没有人说过这里日子好过。要紧的是果断，还有，如果你对铺开来的街道图下过一番功夫，大都会伤害不了你。

我没有肌肉块，所以我不能当真指望自己保护自己。可我知道怎样多加小心。主要的一点就是保证不让任何人完全了解我。其次，我仔细观察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赶在其他人之前猜出他们的打算、他们的动机。你得明白，跟一座大都会较量是什么滋味：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无知和犯罪。然而，这仍然是我唯一的生活。我喜欢大都会，它让人们觉得自己能够为所欲为，能够逍遥法外。我到哪儿都看得见他们：富有的白人，普通的白人。他们涌进由比他们更富有的黑人妇女装饰了一遍又一遍的大宅；看着彼此的样子，双方都有点幸灾乐祸。我见过黑犹太人的眼睛，洋溢着对自己以外的每个人的怜悯，掠过食品摊和放荡女人的脚踝，与此同时，一阵轻风掀动了UNIA成员帽盔上的白羽毛。一个黑人男子吹着萨克斯管从天而降，在他的下方，两栋楼房之间的空场，一个姑娘正认认真真地对一个戴草帽的男人说着话。他把手伸到她的嘴唇上，抹掉上面的一点东西。她一下子安静下来。他抬起她的下巴。他们站在那儿。她抓住提包的手放松了，脖子弯成一道优美的弧线。男人把手扶在她头顶的石墙上。从他下颚的蠕动和头部的转动，我知道他长着一条绝好的舌头。太阳溜进他们身后的巷子。它下落的过程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大都会你想干吗就干吗，不论你干什么，它总在那里支持你、塑造你。在它的街头巷尾发生的一切，强者都想象得到，而弱者只有羡慕的份儿。你要做的只是留心它的来龙去脉——它向你展开的方式。要慎重，别忘了你想到哪里去、你明天可能会需要什么。

我在自己的头脑中生活了好久，也许太久了。人们说我应该多跳出来一些，调剂调剂。我承认我跟外界挺隔绝的，可要是你也像我一样被人撂在那儿傻站着，你的对象却被另一个约会耽搁住了，要是他答应晚饭后只陪你一个人，却在你刚一开口讲话时就睡着了——哼，你稍不留神就会变得不友善起来，我可最不愿意那样了。

在大都会，友善是金；你必须十分聪明，才能找到既热情好客又严加防范的窍门。知道什么时候去爱，什么时候放弃。要是不知道的话，到头来你会失去控制，或者被身外的什么东西控制住，去年冬天那件棘手的案子就是个例子。常言说得好，福兮祸所伏，没有什么是安全的——连死人也算在内。证据是，维奥莱特公开袭击的恰恰就是葬礼的主角。还差三天就到一九二六年了。一大群善于思索的人看到了征兆（天气、数字、他们自己的梦），相信形形色色的毁灭就要从此开始了。这个丑闻就是一道启示，戳穿不忠之举，警醒良善之辈。我不知道究竟谁更有野心——是末日预言者还是维奥莱特——可论起对未来的展望，谁也不是迷信者的对手。

维奥莱特搅乱葬礼的那年冬天，停战已经整整七年了，第七大道上的退役军人仍旧穿着部队发的大衣，因为他们买不起同样结实的衣服，将他们在一九一九年时自吹自擂的身体遮个严严实实。八年之后，在维奥莱特出洋相的前一天，雪落在列克星敦大道和公园大道上就一动不动了，等着给地窖里变冷的炉子运煤的马车来轧实。在头顶上那些五层公寓大楼以及楼宇之间窄小的木房子里，人们互相敲着门，看看别人缺些什么，或者能给自己弄点什么。一块肥皂？一点煤油？一些鸡油或者猪油，好给汤再添点滋味？谁家的丈夫预备好去瞧一瞧哪家商店还开门？还有没有时间把松节油加在妻子们写好后交给他的单子上？

那么冷的天，呼吸都很难受，然而，在大都会过冬不管多少问题他们都能忍受，只要能安安稳稳地住在莱诺克斯大道上，离小精灵和他们琢磨出来的东西远远的，那就比什么都值；这儿的人行道不论有没有积雪覆盖，都比他们出生的那些小镇的干道宽敞得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可以站在车站上，坐上有轨电车，给司机一个五分镍币，想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不过，你是不会愿意到处乱走的，因为在你住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教堂、商店、聚会、女人、男人、邮筒（可是没有高中）、家具店、街头自动售报机、卖私酒的馆子（可是没有银行）、美容院、理发店、有自动点唱机的小酒吧、运冰的马车、收旧衣服的、台球厅、露天食品市场、彩票销售机，以及所有你能想象出来的俱乐部、修道会、工会、社团、兄弟会、姊妹社和协会。当然啦，为了服务，路都踩秃了，还有些小道在一个团体的成员侵入另一个团体的领地时被磨得溜光，那个地方一定出了什么稀奇古怪、动人心魄的事情。电闪雷鸣、把人吓个半死的那种。能让你砰的一声打开软木塞，把冰凉的玻璃瓶嘴直接对到自己的嘴上；能让你发现危险又铤而走险；能让你坚持战斗直到倒下，不论匕首捅没捅到自己身上都能含笑面对。只要看到这一切，你就会感觉棒极了。同样，知道你自己所在的大楼里，妻子们给丈夫开了一张单子，让他去找一家开业的商场；知道床单不能在下雪天挂出去，只好像阿比西尼亚主日学校舞台上的幕布那样搭在厨房里，你的感觉也棒极了。

在这儿，年轻人并不怎么年轻，而且根本没有人到中年这回事。六十岁，甚至四十岁，对任何人来说就足够麻烦的了。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岁数，或者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就无所事事地看热闹，好像什么事都是星期六五分钱三场的电影。要么，他们就去管别人的闲事，尽管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人家做什么也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是爱听自己说话，还爱看那些挨训的人心烦意乱的面孔。我听说过几个例外。有些老人并没有因为有孩子可打就扇他们耳光，他们把力气节省下来，准备用到什么要紧的事情上去。最后一次带着微笑和小礼物去求婚，或者把爱心奉献给一个可能离了他们就挺不过去的老朋友。有时候，他们一心一意地照顾厮守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在夜里陪着他们，让他们高兴，给他们拿必需的东西。

可是在莱诺克斯那边，在维奥莱特和乔·特雷斯的公寓里，房间就像一个个蒙了布的空鸟笼子一样。一个死去姑娘的脸成了一件夜里必需的东西。他们两个轮番掀开被子，从下陷的床垫上爬起来，踮着脚走过冰凉的亚麻地毡，到起居室里去凝视家里看上去唯一活着的东西：壁炉台上的相片，里面一个大胆的、不笑的姑娘正在盯着你。如果踮脚过去的是被孤独驱使、从老婆身旁来的乔·特雷斯，那么那张脸就不抱希望、不带悔意地盯着他；因为她的脸上没有谴责，他才从睡梦中惊醒，迫切渴望她的陪伴。没有手指指着他。她没有把嘴角向下撇，怪罪他。她的脸平静、慷慨而又甜蜜。可如果踮脚过去的是维奥莱特，相片就完全不是一码事了。那姑娘的脸看上去又贪婪、又傲慢，而且非常懒惰。一张脸就像牛奶桶上荡漾着的奶油一样，那种人是说什么也不肯干活的；那种人，从别人梳妆台上拿东西，要是给人发现了，脸都不会红一下的。一张鬼鬼祟祟的脸，那种人，你就是把叉子摆到她的盘子旁边，她还要溜到你的洗碗池那儿冲洗一通。一张内向的脸——看见的全是自己。它说的是，你在那儿，是因为我在看着你。

夜里有那么两三回，他们轮番去看那张相片的时候，其中一个会念出她的名字来：多卡丝？多卡丝。黑暗的房间变得更黑了：在起居室，需要擦根火柴才看得见那张脸。远处是饭厅、两间卧室、厨房——全都位于楼房的正中央，这样，月光或是街灯的光就不能从公寓的窗户中照进来。卫生间的光线最好，因为它从厨房那边伸了出去，下午能受到日照。维奥莱特和乔摆放家具时没有参考《现代主妇》里的房间布置，而是照顾身体的习惯，一个人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不会撞到什么，坐下来干事情也得心应手。你知道，有些人往屋角摆上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就为了好看，可根本没有人会走到那里去，更别提坐下来了。维奥莱特在她家里可不是这么做的。所有东西放得都是地方，让人觉得既合适又方便。所以，饭厅里也没有一张餐桌和配套的殡仪馆椅子。窗下放着几把又大又深的椅子和一张牌桌，桌上摆满了青锁龙、龙血树和医用植物，他们二人如果想打牌或是玩“通扣”，就把它们搬下来。厨房的空间足够招待四个人吃饭，维奥莱特给一个主顾做头发的时候，也能让她伸得开腿脚。前厅或者说起居室也没浪费，满可以举行一次婚礼。前厅里放着鸟笼和给鸟照的镜子，可是现在，当然，鸟没了，维奥莱特带着刀子闯多卡丝葬礼的那天把它们都放了。现在只剩下空鸟笼子和孤独的镜子。再有，就是一张沙发、几把雕花木椅，旁边是几张小桌子，你可以用来放杯咖啡或是一碟冰淇淋，要想看报也很方便，不至于把报纸翻个乱七八糟。壁炉台上本来摆着贝壳和五颜六色的石头，可现在全没了，只剩下多卡丝·曼弗雷德的照片，镶在一个银镜框里，摆在那儿，整宿整宿地把他们折腾起来。

这些不眠之夜搞得他们很晚才起，维奥莱特得赶紧把饭做好，然后就要忙活着给人做头发了。维奥莱特做头发很有一套，可她没受过专业训练，也就没有执照，只能收二十五美分或者五十美分。但是，自从出了多卡丝葬礼上那档子事，她的好多老主顾都找借口自己做头发或是让女儿烧热火剪子了。维奥莱特和乔·特雷斯以前并不需要那点做头发的零钱，可现在乔动不动就旷工，维奥莱特只好提着她的工具越来越频繁地跑到热得过分的公寓里招揽生意，那儿的女人总是下午才醒，往茶水里兑杜松子酒，不理会她做些什么。这些女人总是需要做头发，有时候，她们明亮的眼睛由于怜悯而黯淡下来，会给她整整一块钱的小费。

“你得吃点东西了，”一个女人对她说，“你难道不想比你的火剪子再胖一点吗？”

“你闭嘴！”维奥莱特说。

“真的。”女人说。她仍然睡眼惺忪，用左手托着腮，右手扶着耳朵。“你要是任凭男人们胡来，他们会把你折磨成一根精细的软骨。”

“是女人，”维奥莱特答道，“女人折磨我。男人从来没折磨过我。是这些饿急了的小姑娘打扮成女人的样子。不喜欢她们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不，她们要的是老得能给她们当爹的男人。到处晃荡，抹着口红，穿着透明的长统袜，打扮成你知道的那种……”

“我的耳朵！姑娘，你要把它也烫了吗？”

“对不起。真对不起。实在、实在是对不起。”维奥莱特停住手，开始擤鼻涕和用手背抹眼泪。

“噢，见鬼，”女人叹了口气，借机点了支烟，“现在我估计你该给我讲那种讨厌的老掉牙故事了，说什么一个小姑娘是如何把你搞得一团糟，可这不怪他，因为他只不过想着他自己的事走在大街上，是这个小骚货扑向他，把他拉上了床。省口气儿吧，你死的时候还用得着呢。”

“我现在就用得着。”维奥莱特试了试热梳子。它在报纸上烙出了一长条焦印。

“他搬出去住了吗？他跟她在一起？”

“不。我们还在一起。她死了。”

“死了？那你是怎么回事？”

“他什么时候都在想她。他脑子里除了她没别的，不去工作，睡不着觉，整天整夜地难受……”

“哎哟！”女人叫了一声。她把烟灰磕掉，掐了掐烟头，把烟屁…小心地放进烟灰缸。她向后靠在椅子里，用两根手指按住耳轮。“你倒霉了，”她打着哈欠，说道，“倒大霉了。不能跟死人争夺爱。回回输。”

维奥莱特承认，事情肯定是这样；她不光是把乔输给了那个死去的姑娘，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爱上了她。她一不想方设法羞辱乔，就羡慕起那死去姑娘的头发；一不用花样翻新的粗话骂乔，就在头脑里跟死人低声交谈；一不为乔的食欲不振和失眠症操心，就琢磨多卡丝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她的姨妈说是褐色的，美容师说是黑色的，可维奥莱特还从未见过一个浅肤色的人长着漆黑的眼睛。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的发梢需要齐一齐了。维奥莱特记得，无论从照片上看上去，还是从棺材里看上去，那姑娘的发梢得齐一齐了。头发留那么长很容易发脆。就剪上那么四分之一英寸，看着就棒极了。多卡丝。多卡丝。

维奥莱特从睡眼惺忪的女人家里出来。路边石旁的雪水又冻上了。尽管前面还有七个结了冰的街区要走，她仍然很高兴，因为那个约好了到她家厨房来的顾客三点钟之前是不会到的，她还有时间做一点家务。得干点什么了，因为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一大串杂事和一大堆任务要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她做完了一件事，没有另一件活等着她马上去做，她可能会在空中挥动双手，会发抖。她点着炉子，让厨房暖和起来。她一面往白衬衫的领子上喷水，心思同时已经转到了床底部，一条床腿完全从床架上掉了下去，裂得太厉害，钉不回去了。顾客来了，维奥莱特往她稀稀拉拉的灰头发上打肥皂沫，凭着老妇人一贯的自信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嘟囔一句“我的老天爷呀”，然后借机去把连接炉门和铰链的绳子重新安顿好，再预演一下怎样向收房租的恳求延缓三天。她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休息了，找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心血来潮地看场电影，要么干脆坐在鸟笼旁，听孩子们在雪地里玩耍。

休息一下的念头对她很有诱惑力，可我觉得她是不会喜欢休息的。她们都那样，这些女人。一直想着放松一下，拥有一个空间，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填充，只有她们自己的意识在流动。可她们是不会喜欢的。她们很忙，还在琢磨着怎样更忙些，因为这样一种没有什么要紧事可做的空白会将她们击垮。不会有遍野的黄花九轮草涌进那块空地，也不会有日光熹微的清晨来临，不飞苍蝇，也不炎热。不，绝对不会。她们让肥皂、修修补补和冒险的对抗把头脑和双手占满，因为如果有一刻她们突然闲了下来，那等着她们的将是渗出的愤怒。已经融化，浓浓的，缓缓流淌着。一路上很在意、很挑剔地挑选着准备埋葬的东西。要么就是在时间的一个鼓点上，在她们的乳房下面，斜刺里滑过一…她们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悲伤。一个邻居来还借用的线轴，不光是线轴，还有一根特长的缝衣针；两个人都站在门框下面，客人为主人学了一通她跟楼下那个女人的好笑的对话；是很好笑，她们哈哈大笑起来——一个笑得捂住脑门，另一个笑痛了肚子。主人关上门，她还在笑，过了一会儿，才拉起毛衣的翻领，把笑出的眼泪从眼中擦去，然后跌坐在沙发扶手上，因为眼泪流得太快了，她得用两只手去擦。

于是，维奥莱特往领子和袖口喷着水。然后专心致志地给那三四盎司像婴儿头发一样柔软和好玩的灰头发打肥皂。

不是她奶奶打肥皂、拨弄着玩又念叨了四十年的那种婴儿头发——那个因此得了名的小男孩的头发。也许维奥莱特当上理发师就是因为那个——她听奶奶及时雨特鲁·贝尔讲了那么多年巴尔的摩的故事。那些年里，她跟薇拉·路易斯小姐住在爱迪逊街上一所漂亮的石头房子里，那儿的亚麻床单是用蓝线绣了花的，她们除了养育和疼爱那个金发男孩以外就没什么事可做，后来那孩子跑了，也使大家失去了曾经精心爱护的秀发。

维奥莱特打断葬礼的时候人们非常愤怒，可我相信，他们不会感到吃惊。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离乔看上那个姑娘还早着哪，维奥莱特就一屁…坐在了大街中央。她没摔跤，也没人推她，就那么无缘无故地坐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到她跟前，可是她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坐下，也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有个人想端水给她喝，被她打掉了。一个警察跪在她跟前，她就滚到一旁侧身躺着，捂住眼睛。他本可以把她关进去，可是围观的人们嘟囔着：“噢，她累了，让她歇会儿吧。”他们把她抬到最近的台阶上。慢慢地，她回过神来，掸掉衣服上的土，赴约迟了一个小时，这正好让那些慢腾腾的婊子满意，她们除了做爱其他什么都不着急。

据我所知，这种事再没发生过——坐大街——可是，尽管没人声张，她的确企图偷那个婴儿来着，虽说这件事没法证明。大家知道的是：维奥莱特到的时候，邓弗雷家的女人——母女二人——不在家。她们不是记错了日期，就是决定去找一家有合法执照的美容院——可能只是洗洗头，因为在卫生间的水池里是没办法洗那么厚的头发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就要靠美容师了：你得平躺着，而不是向前倾斜着身子；你不必把一块毛巾捂在眼睛上面挡肥皂水，因为在一家正规的美容院你的头是倒向后面垂进水槽的。所以有的时候，尽管合法的美容师不如维奥莱特内行，一个常客还是会溜进一间美容院，就为了能舒舒服服地洗个头。

一次能给两颗脑袋做头发是很走运的，维奥莱特一直盼着七点钟的预约。她按了门铃，没人答应，她就等着，心想，也许她们在市场耽搁住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按了按门铃，然后靠在混凝土栏杆上，问隔壁一个正要离开大楼的女人知不知道邓弗雷家的女人们到哪儿去了。女人摇了摇头，不过又走过来帮维奥莱特看了看窗子，觉得很奇怪。

“她们在家的时候把窗帘拉上去，”她说，“出门的时候就放下来。跟常人正好相反。”

“也许她们在家时想看着外面。”维奥莱特说。

“看什么？”那女人问道。她立即生起气来。

“阳光，”维奥莱特说，“让屋里进点阳光。”

“如果她们需要的是阳光的话，早就该搬回孟菲斯去。”

“孟菲斯？我还以为她们在这儿出生的呢。”

“那是她们让你那么以为。可她们不生在这儿，甚至不是在孟菲斯，而是考特镇，一个谁都没听说过的地方。”

“我的天哪。”维奥莱特说道。她很惊奇，因为邓弗雷家的女人都是举止端庄、城市气很足的大家闺秀，她们家的父亲在136街上拥有一家店铺，她们自己也有跟纸打交道的好工作：一个在拉菲特收门票；另一个在会计行工作。

“她们不想让人知道那个。”女人继续道。

“为什么？”维奥莱特问。

“神气呗，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天到晚摆弄钱。你注意没有，那些靠摆弄钱谋生的人是怎么变得神气活现的？就好像钱不是你的，是他们的似的。”她朝遮着帘子的窗户咂着牙床，“阳光？得了吧。”

“呃，我每隔一个礼拜的礼拜二给她们做头发，今天就是礼拜二，对吧？”

“可不。”

“那，你说她们上哪儿去了呢？”

女人的一只手伸到裙子下面，把长统袜的上端重新系一下。“不定到什么地方，假装着她们不是从考特镇来的呢。”

“你是从哪儿来的？”这女人单手绑牢长统袜的本领给维奥莱特留下很深的印象。

“考特镇。很久以前就认识她们两个。到了这儿，那一家子装得好像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我似的。就是因为去摆弄钱，而不是摆弄扫帚；我倒是应该拿拿扫帚了，趁我还没丢掉这份没用的工作。噢，天哪。”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留个便条吧，干吗不呢？别指望我去跟她们说你来过。没必要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说话。”她把外套扣子扣上，然后，维奥莱特说她还要等上一小会儿，她就挥挥手，意思是随你的便。

维奥莱特在宽阔的台阶上坐下，把装着火剪子、头油和洗发水的提包安顿在自己腿肚子后面。

当婴儿抱在她怀里的时候，她把毯子慢慢拉上来围住他的脸蛋，对他那蜜糖一样甜的、黄油颜色的小脸来说，一丝儿风都太凉了。他那大眼睛里迷蒙的凝视逗得她直笑。她觉得心里踏实极了，一种活蹦乱跳的光在她的血管里乱窜。

乔肯定会喜欢，她想，喜欢他。她的心思迅速地转到了他们的卧室，琢磨着在弄到一个真正的摇篮之前她能用个什么东西先充充数。样品箱里已经有了柔和型的肥皂，这样她就能马上在厨房里给他洗澡了。他？是个他么？维奥莱特准备回家看个究竟，她因此激动得仰天大笑起来。这大笑声——又轻松又响亮——向一些人证实了这次盗窃，也让她在另一些人那里丢尽了脸。一个蹑手蹑脚的女贼偷了小孩以后，难道会在离她抱走孩子的柳条摇篮不到一百码的街角引起大家的注意吗？如果孩子的姐姐要跑回家一趟，托她照看一下，一个好心的、清白的女人难道会抱着孩子四处闲逛，而且那样大笑吗？

孩子的姐姐在屋子前面尖叫起来，把邻居和过路人都招了过来，同时还扫视着人行道——上上下下地——大声喊着：“菲利！菲利不见了！她抱走了菲利！”她用两只手攥住婴儿车的把手，不愿意向她扫视过的地方跑去，就好像，她要是离开摇篮，里面只有她刚刚扔进去的唱片——她跑回屋取的就是这个，现在正搁在她弟弟刚才躺过的枕头上——唱片也会消失似的。

“哪个她？”有人问，“谁抱走了他？”

“一个女的！我就走了一分钟。一分钟还不到！我请她……我说……她说行……”

“你把一个活生生的娃娃扔给一个陌生人，就为了取张唱片？”那个男人声音里的憎恶弄得姑娘满眼都是泪水，“但愿你妈妈把你撕个稀烂。”

意见和裁决像火柴一样在人群中点燃。

“还不如只蚊子懂事。”

“谁把你带坏的？”

“叫警察吧。”

“有什么用？”

“他们至少还能找一找。”

“你倒是看看她为了什么把娃娃给丢下的。”

“是什么？”

“《长号蓝调》。”

“老天爷呀。”

“等她妈妈回来，她就会比所有长号都更知道忧郁了。”

这一小拨人越来越对那个不负责任的蠢姑娘、对警察、对婴儿车上的唱片感到气愤，把绑架孩子的人都给忘了。这时，路旁的一个男人问道：“是她么？”他指着街角的维奥莱特，大家都顺着他的手指把头转过去。正是这个时候，维奥莱特一想起马上就能知道孩子是男是女了，就乐不可支地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能够还她清白的证据是那一提包做头发的工具，现在还在维奥莱特等人的台阶上放着。

“如果是我偷了你的孩子，我会把提包、把我谋生的家伙都留在这儿吗？你觉得我疯了吗？”维奥莱特气得直冒烟，眼睛眯起来，紧盯着孩子的姐姐。“真那样的话，我会把什么都拿走的。还有婴儿车，如果我真那样做了的话。”

对于大部分人，尤其那些责怪姑娘的人，这听上去是真实可信的。当那个姐姐——反正她是太笨了，连个孩子都看不住——跑回屋为一个朋友拿唱片听的时候，这个女人把提包放下，只不过是在抱着婴儿散散步。再说，一个笨得连孩子都不会看的姑娘，谁知道她的脑子里还会有什么？

对于少数人，这听起来不像真的，而且非常可疑。如果她只不过在逗着孩子玩，她干吗要走那么远？干吗不在房子前面走来走去，像正常人那样？况且，那是怎样一种大笑啊！怎样一种啊！如果她能那样笑，那她不光能忘掉自己的提包，她连全世界都能忘记。

满怀着得意和愤怒，维奥莱特夺过提包，说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条街上帮人忙。看好你们自己那该死的孩子！”她后来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把那个事件看成了对她人格的侮辱。暂时充数的摇篮和柔和型的肥皂都让她给忘了。然而，那跳荡在她血管里的光还会不时地在她记忆中重现；过不多久，逢上个阴天，房间里的一角照不到灯光的时候，锅里的红小豆好像永远也煮不软的时候，她就会想象一种能被她抱在怀里的光芒。需要的话，还能分给像井底那样黑暗的地方。

乔从来没听人说起过维奥莱特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疯的事。斯塔克、吉斯坦和另外几个男性朋友彼此之间谈论这些事件，对他却不敢多说什么，只是问问：“维奥莱特怎么样了？最近不错吧，她？”可是，她背着人的时候头脑中的裂纹，他是知道的。

我称之为裂纹，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不是裂口，也不是裂缝，而是白天的阳光中那些黑暗的缝隙。她早晨醒来，异常清晰地看见一幅幅真真切切的小景致。在每一幅景致里都有具体的事情要做：做饭啦，干活啦，碰上顾客和熟人啦，走进什么地方啦。可是，她没有看见自己在做这些事情。她只是看见事情被做下了。每一幅景致都沐浴着阳光，被阳光抓住；可以假设，在阳光停止的曲线上有一个坚实的基座。其实，根本就没有基座，只有通道，人们天天迈过的缝隙。但阳光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阳光也有裂痕、粘得很糟的接缝和不知所终的脆弱之处。彻底不知所终。有时候，正赶上维奥莱特心不在焉，她就会跌进这些裂纹，就像那回，本该把左脚跟迈到前面，她却后退一步，一盘腿坐到了大街中央。

她以前可不是那样。她曾经是个干脆利落、有主见的姑娘，是个勤劳肯干的年轻女人，是个快嘴、饶舌的美容师。她喜欢自作主张，而且说一不二。她选择了乔，刚一在晨光中看清他的模样就拒绝再回家了。由她做主，他们闯出案件多发地区，住进了上城一套宽敞的公寓房，那房子本来已经许给了另一户人家，可她硬是坐在房东的门口争到了手。她四处招揽顾客，径直走上前去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服务项目（“我做头发手艺更好、价钱更便宜，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她在肉铺和马车货摊上跟人讨价还价，尽量争最好的、多争一点（“把那点零头给我放上去。你称的净是秆儿；我买的可是叶子。”）。早在乔站在杂货店里看一个姑娘买糖果之前，维奥莱特就已经跌进过一两道裂纹了。感觉到那种不知所终出现在她的嘴里。几个词只是彼此连在一起，就让一句本来正常的话变了味。

“我不相信这个月8出来过，”她想着每天的数字搭配，说道，“一个都没有。肯定要出来了，所以我在每一张上都挂上一个。”

“没有这么玩的，”乔说，“拿上个数就别变了。”

“不。8要到了，我知道的。到了八月份就到处都是——其实整个夏天都是。现在它要从躲着的地方出来了。”

“随你便吧。”乔正在检查一批“克里奥佩特拉”牌的化妆品。

“想加上个零和两三个别的数给它加倍以防万一。那个站在你旁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她抬头望着乔，等他回答。

“什么？”他皱起眉头，“你说什么？”

“哦。”维奥莱特飞快地眨了眨眼睛，“没什么。我是说……没什么。”

“漂亮姑娘？”

“没什么，乔。没什么。”

她的意思是说对此没什么可做的了，但是的确有什么。很轻的什么，但是挺讨厌的。就像那回，海伍德小姐问她什么时候可以给她奶奶做头发，维奥莱特答道：“两点，要是灵车不挡道的话。”

从精神崩溃中解脱出来并不很难，因为没有人给她施加压力。他们也是这样么？也许吧。也许人人都有个不听话的舌头，渴望着自行其是。维奥莱特闭嘴了。话说得越来越少，最后，她跟人家的对话几乎只剩下了“呃”或是“天啊”。比一张任性的嘴巴更叫人不能原谅的是一只擅自做主的手，它居然在一个鹦鹉笼里找到了一把丢了好几个星期的刀子。维奥莱特不言不语，保持着沉默。慢慢地，她的沉默让她男人感到烦恼，然后觉得困惑，最终变得消沉起来。他娶了一个主要跟鸟说话的女人，其中一只鸟还会回答：“我爱你。”